二
    如前所述，否认袁世凯告密是引发政变的直接原因的见解，并非新说。只是长期以来，这派的言路和思路受政治和道德标准的压抑而难以发挥。近年来，因学术标准渐成学人共识，此一旧说为学者们用种种新材料新思路加以阐释，而有了愈来愈大的影响。应该说，研究有长足进展（注：最新的研究成果请参见戴逸：《戊戌年袁世凯告密真相及袁和维新派的关系》，《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骆宝善：《再论戊戌政变不起于袁世凯告密》，《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房德邻：《戊戌政变之真相》，《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等。），但绝非所有环节都能丝丝入扣。
    于此，别不多谈，只提出一点，如果袁世凯没有告密或在政变发生后才告密，何以摆脱他是维新党人同盟的嫌疑？因为这中间相隔有几天时间，期间隐匿不报，政变发生后才报告，除了让人产生他有避嫌的拙劣投机心态外，又有多大意思？这种为了洗刷嫌疑的告密除了愈洗愈黑适得其反的效果外，还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况且，袁世凯如果没有在戊戌政变中建有“奇功”，又何以解释他后来为什么能够那样迅捷地获得慈禧、荣禄的信任，从而飞黄腾达？这不是今人才有的疑问。“八月十三日（9.28）复有人问荣相曰：‘袁世凯曾奉密诏乎？’曰：‘然’。‘诏中曾有杀公言乎？’曰：‘然’。曰：‘然则袁世凯先一同盟者也，既同盟而又出首，首鼠两端，此人亦不足取也’。荣相曰：‘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注：苏继祖：《戊戌朝变记》，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51页。）。荣禄此言大可玩味，根据何来？
    依鄙见，既不接受八月初五日（9.20）袁世凯回津告密是引出次日政变原因的旧说；也不接受袁世凯告密没有引出政变而只是引出“戊戌六君子”被害的新解。窃以为：袁世凯是告密了，但不是在初五日返回天津之后，而是在见到谭嗣同后的初四日（9.19），袁告密是造成慈禧提前回宫发动政变的最直接原因。下面具体申论之：
    首先，来自袁世凯记述中露出的蛛丝马迹。是否告密，袁是第一当事者，其他人的转述均没有本人的叙述来得直接。所幸，袁为洗刷自己，也有文字存世，这就给我们的分析提供了一手材料。袁所留存的《戊戌日记》虽有多种版本，但内容基本一致（注：《戊戌日记》又称《戊戌纪略》，存世的版本有宣统元年的“南通书林本”；民国十五年的“上海申报本”；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抄本（被收入《戊戌变法》（一））以及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抄本等。）。“日记”末尾记曰：“时在八月十四日记于天津督署”，也就是写在政变刚发生后的9月29日。罗家伦认为此言不可轻信，因“日记”是一篇纪事本末式的长文，并非按天写成的日记体，“日记”很长，结构精制，“断不是第一天说后，第二天就可写好交卷的”（注：罗家伦：《一个几乎被失落的文件》，台北正中书局：《中国现代史丛刊》第二辑，第2页。）。实则，袁本人并不讳育“日记”是事后追记，八月十四日本身就是事后，故而某些段落写成纪事本末体也是自然。“日记”大凡有两类，一类是“写给自己看的”，另一类更多的是写给别人看的，即所谓“以日记为着述的”，《戊戌日记》便正好是此类“志在立言，意存褒贬，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著述体”日记（注：鲁迅：《马上日记》，《鲁迅全集》（3），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289-290页。）。它在戊戌时写就，是意存胆怯预留后路的伏笔，它在戊申（1908年）后抄出，是为了用旧文替当下申辩。这样的“日记”写得比较“技巧”也是情理中事。八月十三日（9.28），刚刚发生震惊中外的“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的惨剧，如按袁所称的写作日期，“日记”恰好作于次日，当是有所触动而写，想事后为己辩白。这样的辩白文章又加上是在数年后在袁面临严重政治危机的情况下才传出，可信度自然会打折扣。但既是想作辨解文，也就不能纯是谎言，必然要有某些事实的留存。所以对“日记”不能全信，也不能全然不信，而要有所分析，特别是对其欲言又止的弦外之音更应倍加关注，这往往正是撰者有所掩饰却欲盖弥彰的“要命”处。综观“日记”，最大的疑窦所在是八月初四日的一整天在通篇日记中居然不著一字。我们知道，就在头天晚上，谭嗣同赴法华寺夜访袁世凯，向袁交了“杀禄劫后”谋划的底牌，两人密谈到将近午夜，其准确时间，按照连夜等候谭嗣同消息的梁启超言是在初三日（9.18）的“夜漏三下”（也就是晚上十一、二点）才结束（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上海）中华书局，1954年，第108页。）。康有为也确认：“至（初四日）子刻（零点至两点）内城开，吾亦入城，至金顶庙候消息”（注：《康有为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第161页。）。这里，袁世凯住的法华寺位于今报房胡同103号（华侨大厦旁侧）；而梁、康来到的金顶庙（时容闳在此居住），大概位于今韶九胡同23号（东华门附近），两地相距很近，之间距离步行不过十分钟（注：“金顶庙”所在位置有多种说法，戴学稷、徐如认为在石景山区的金顶街（《容闳—参加戊戌维新的西洋留学生》，王晓秋主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674页）；张淑新、张淑媛认为“宣武门外南横街南面的关帝庙叫金顶庙”（《紫禁城内外》，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67页）；周育民认为“在东华门外的烧酒胡同（今韶九胡同）”（《康有为寓所“金顶庙”考》，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编：《清史研究集》第四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26页）；而1919年出版的林传甲总撰的《京师街巷记》则记录“金顶关帝庙”在“东单牌楼三巷西口”，而“东单牌楼大街之西有巷曰三条。西至王府井大街。东至单牌楼大街”（王彬、崔国政辑：《燕京风土录》下卷，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407、410页）。征诸史籍，康有为明确说该庙在“内城”，所以前两说均有问题，而以后两说切近史实。此处采周育民说。另按：因乾隆年间关羽又被崇封“帝”，关庙在规制上也允许建琉璃金顶，而那时北京城内最多的庙宇类别便是“关帝庙”；另据说旧时北京的“娘娘庙”也有称“金顶庙”的。所以俗称“金顶庙”的庙宇在北京当不止一处，故而造成众说纷纭的情况。但可以确定的是，康、梁所到的“金顶庙”与“法华寺”同处内城，相距不会太远。）。来自各方信息证明，谭、袁结束谈话的时间当在初三日午夜将近初四日凌晨时分。而初四日，正是在戊戌政变史上有重大变故的日子，这天，康有为在得知密谋难以举发后，逃亡出京；这天，慈禧打乱了原定计划，突然回宫；这天，光绪不再回到他过去习惯居住的养心殿，而搬到了瀛台涵元殿，即他后来遭长期囚禁的处所（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的《穿戴档》记：当天光绪在乾清宫召见完大臣后返回的还是养心殿，但“跪接皇太后请安毕”后返回的却是涵元殿，说明变故发生在慈禧回宫之后。）。也就是说，这是异常关键的一天。有学者解释袁世凯在这一天“所作的事与政变无关，他自然可以省略不记”（注：《戊戌变法史研究》，第526页。）。对此说法，我万万不敢置信。日记从袁到北京之日起笔，基本上是有事必录，包括起居歇息，天晴下雨，拜见何人，有何活动，均历历备载。唯独对至关重要的初四日，却“省略不记”，这无论如何说不通。袁自称：谭嗣同去后，他“反复筹思，如痴如病”（注：《戊戌日记》，《戊戌变法》（一），第553页。），心理受到重大震撼，这几十个小时最是要紧，袁却只字不提，恰恰说明其正有不可告人的隐秘，他是不能记，不敢记，而绝不会是无事可记。袁氏所记其行踪还有一反常之处，初三日白天，荣禄曾因英国兵船多艘至天津大沽的突发事件，紧急进行兵力调动，除急电袁世凯外，还不放心，又特派“专弁遗书”，令“即日回防”。袁不敢怠慢，因为初五日光绪召见的日期前已排定，所以只得赶紧让幕僚起草奏折，“叙明原由”，打算提前一天：“诣宫递折，请训后，即回津。”谭嗣同来访时，袁“正在内室秉烛拟疏稿”，赶办这件急事。谭嗣同在袁寓所逗留时，袁也以此事为借口，“讬为赶办奏折，请其去。”但是，在谭离去后，袁却把回防的急事搁置，也不再赶办提前请训的奏折。试想，回防牵扯到外交军事，何其之大！何其紧迫！而且，是其顶头上司迭次急令，袁最初不惜让召见日期提前，变动皇上的既定安排。这事又是何其之大！而随之将这一切改变，这势必有比回防更为重大急迫的事要办，这就是谭嗣同来访透露的天大密谋。于此，袁世凯的解释是：“遂亦未及递折请训。细想，如任若辈所为，必至酿成大变，危及宗社，惟有在上前稍露词意，冀可补救”（注：《戊戌日记》，《戊戌变法》（一），第549-550、553页。）。这是袁打发走谭嗣同后的第一反应，他已把自己看作是大变临头挽救宗社天降大任之人，并毅然把自己视为“补天”人物。他既已不再请训回防，甘冒耽误外交国防大局和得罪顶头上司的大风险，却又不及时行动，反而操持“与政变无关”的事，与常理相悖。而况此时“补救”决心已下，作为长期在军界谋职的袁又深知“时机”的重要，“遂亦未及递折请训”一句便道明他想要赶办另一些更紧迫的事，那么，这又会是些什么事呢……？问题的指向已经很清楚。袁世凯必须抓住时机的另一层理由是担心密谋会被维新党方面提前泄露，这并非没有可能，谭嗣同访袁，有多位新党人物知晓，袁回忆，“此是何等机密之事，彼等在别处亦昌言不讳。次日，京中已有交头接耳谈及此举者矣”（注：张国淦：《北洋军阀的起源》，《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3页。）。假如慈禧是从其他渠道而不是袁世凯那里知道密谋，袁在后党方面将百口莫辩，袁必须先行下手。一位对袁有深切了解的人评说：“假如袁世凯对戊戌政变一局，永远闭口不言，我们对于当时情形，只有怀疑，而无法证明他是出卖光绪的叛徒。但见了这一篇文章（日记），中间的漏洞就很容易指出了，‘此处无银三十两，对门阿二勿曾偷’，此即是袁世凯的口供啊！”（注：《张謇传记》，第79-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