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次，来自张一麐等透露的若干信息。张一麐，曾长期担任袁的机要幕僚，袁世凯就戊戌事件曾跟他有过交谈，《戊戌日记》的部分版本最早就是由袁世凯交给他而刊发的。于此，张一麐在民国十五年九月给蔡元培的信中云：“顾关于戊戌一节，系光绪末弟以袁将返里，直以此事问之。袁曰：‘吾有日记当与汝’。翌日与此相授，弟因不足解纷，终未宣布。去年况夔笙来苏，弟以此与之，已编入申报丛话中。弟且曰：个中人物，只有南海，盍为证明是非。而南海始终未有只字相答，其先时付印者在南通书林有一单行本，即费君（仲深）向弟处抄录而流至南通者也，其缘起如是”（注：《袁世凯与戊戌政变》，第148-149页。另有说“申报本”不是来自张一麐，而是费仲深从莫楚生处得到（参姚伟整理：《“戊戌纪略”序跋及题辞》，《近代史资料》总81号）。但此说存有疑点，容另考。）。可见，张一麐是袁世凯“鸣冤”事件中的要角，袁日记特地交付张一麐，说明两人关系的非同寻常。戊戌政变，牵扯皇上太后，关碍个人名节，还涉及六君子的人命，案情重大，袁一向讳莫如深，却对张一麐透露一二。所以，对张一麐的有关文字，我们不可等闲视之。张一麐记：“戊戌政变，言人人殊，余据北洋幕府所闻：谭嗣同因西后干政，谋围颐和园，说德宗赏袁世凯侍郎衔，欲令入卫，袁本强学会中人，可为己助。袁奉旨后，入京谢恩，寓海淀旅店。嗣同夜访之，出德宗墨谕曰：‘今日之事，如不诺，则以手枪击公后，我亦自尽。’袁云：‘皇上所命，无不遵者，但向例皇上必用朱谕，墨笔尽人可为，不能奉诏。’”张还称“此数语皆袁所亲告人者”（注：《古红梅阁笔记》，第25-26页。）。这段言词与其它记述大同小异，却对袁世凯入京寓所的记录有不同。一般多把它当作笔误，因为谭、袁相见的地点不在海淀旅馆，而在法华寺，这是信而有征确凿无疑的。但殊堪注意的是，袁世凯在京并不是一处住所，而是两处，七月二十九日（9.14），袁到京后先是租寓法华寺，第二天就派人赴海淀觅租寓所。因召见被安排在颐和园，需四鼓（约凌晨3时）就要在园宫门伺候，如住在城中的法华寺离园数十公里，晚上又要关闭城门，以当时的交通条件，第二天早上是很难赶到园中陛见的。所以，袁必须在颐和园左近找住宿。七月三十日（9.15）下午，袁在离颐和园咫尺之遥的海淀找了一间名号“裕盛轩”的旅店住下。八月初一日（9.16）一早，袁在颐和园毓兰堂接受光绪的第一次召见，并“奉谕四日后请训”。召见结束，袁回“裕盛轩”休息。八月初二日（9.17）晨再赴颐和园谢恩后，才于中午返回法华寺。（注：《戊戌日记》，《戊戌变法》（一），第549页。）袁在北京找两处寓所的用意很明确，在海淀旅店，是为了就近颐和园；在法华寺，是为了便于在城里活动。此一来，张一麐“寓海淀旅店”的记述便大有值得计较的地方了。莫不是袁世凯与谭嗣同在法华寺会面后，又从城中赶到海淀。更加让人起疑的是，八月初三日，光绪已由颐和园返宫，然后一直居住在紫禁城，而这时慈禧却居住在颐和园，帝后二人是分居城里城外的。循此思路以进，那么，袁世凯在这非常时刻到近离颐和园的海淀来干吗？须知，慈禧是知道袁世凯来京，并密切关注着这位手握重兵权臣的行踪。七月二十六日（9.11），康有为借别人名义上折，建议召见袁世凯（注：《署礼部右侍郎徐致靖折》，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第164-165页。）。折子递上后曾“恭呈慈览”（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光绪破格提拔袁为候补兵部侍郎的举动更是引起后党方面的强烈反弹，荣禄紧急调动军队，并令袁世凯迅速回防。身处维新派核心圈子的王照认为：“迨至召袁之诏下，霹雳一声，明是掩耳盗铃，败局已定也。”（注：王照：《方家园杂咏二十首并纪事》，《戊戌变法》（四），第360页。）对袁这样一位各方关注的焦点人物，若称有紧急事件求见慈禧或后党重臣，很难相信她（他）们不会面见或引见。袁世凯是一功名利禄心很重不甘寂寞的人，他来京的短短几天，遍访京中大老，曾往谒礼王、庆王，军机大臣和尚书，乃至赋闲的李鸿章。即使袁不便单独闯园告变，在京城要找或能引见或能传讯的权贵也不会是难事，袁世凯亲随对此有目睹，当谭嗣同离开后，“大人（袁世凯）就匆匆去某亲王处。过了几天，听说太后把光绪皇帝囚在瀛台，把谭嗣同、康广仁等六个人杀了，那天晚上来的那个人就是谭嗣同”（注：袁克齐：《回忆父亲二三事》，《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第82页。）。此处说到的“某亲王”当指庆王奕劻，此间，袁、庆有数次接触，“政变全由庆王布置，最关筋节”（注：邓之诚：《骨董琐记》，中国书店，1991年，第519页。）。（与维新派有密切往来的杨度在政变后也得到消息，“时袁在京，谭复生以兵挟之，袁已告庆王，事遂败”。《北京档案史料特辑·杨度日记》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12页）以上是将袁世凯的告密空间确定在北京（注：与袁世凯有过往的张国淦早先也指认告密地点是在北京，但其所据的《项城书札择抄》的原本是《清朝十大名人家书》，该原本的可靠性素遭质疑；书札所述内容也多离奇之谈。故不引用。读者有兴趣可参《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25页。）。另有说法是将告密地点指认天津。与荣禄有密切关系的陈k3p407.jpg龙说：“八月初三，袁探知朝局将变，惘惘回津”，向荣禄告密，荣禄“乘火车入京，晤庆邸请见慈圣，均各愕然”（注：陈k3p407.jpg龙：《梦蕉亭杂记》，《近代稗海》（1），第374页。）。九月二十三日，翰林蔡金台给驻日公使李盛铎有信：“袁乃密白略园（荣禄），电庆邸达之”（注：《骨董琐记》，第517页。）。依笔者拙见，更倾向于接受袁在北京告密的说法。谭嗣同夜访行动在北京，“围园劫后”的目标在北京，袁本人和维新党人当时也均在北京，揆度常理，袁似没有必要回津报告，以事情的急迫和袁的活动能量，完全可以就近在北京找着告密对象。返回天津，反倒是舍近求远打草惊蛇了。但无论告密地点是在北京还是天津，上引种种材料均将八月初四日作为告密时间，这也正是袁氏日记中只字不提的“失却”的那一天（注：袁世凯“长于记忆。某人一为所见，某事一为所闻，类能终身不忘。”《近代稗海》（3），第9页。）。《戊戌日记》在初三日以前，对袁住所均有明载，面见谭嗣同后，却不见有关住宿地点的记录，这也是前后不一的。愈是不记，愈说明心中有鬼。八月初四日傍晚“申刻”，慈禧不经通报，突然提前从颐和园返回皇宫（注：《光绪朝起居注册》，台湾收藏本，转引自《戊戌变法史研究》，第527页。），发动政变，与袁世凯的神秘行踪难脱干系。如所周知，袁世凯从来就不是君子，也不会受背朋卖友的心理束缚，曾与袁长期共事的张謇在政变发生后写道：“是儿反侧能作贼，将祸天下，奈何！”（注：江苏南通市博物馆等编：《张謇全集》第六卷（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14页。）这是浃骨浸髓的知人之言，是人告密绝非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