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无庸赘言，戊戌政变的发生是多种因素相凑合力的结果。“军机四卿”的提拔和礼部堂官的罢免，懋勤殿的召集意图，杨崇伊等吁请重新训政的奏折，伊藤博文的来访乃至多数旗人、士绅、官员对变法措施的不解和反对，激进改革造成的社会震荡和民心不稳流言传播等等，都不失为促使慈禧下定政变决心的导因。但袁世凯的告密亦当被收入观察视野，不如此，若干问题便不易解释，个中环节便难有符合逻辑的联串。
    袁世凯于初四日告密，并引发政变，是笔者的分析所得，意在各种陈说之外另辟思路，提出一种供大家考问的见解。不敢说，所有的关节都环环相扣，无懈可击。1936年，丁文江在编辑《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时即指出：“政变是不是因为袁项城泄露了密谋才爆发的，还待考证，同时假定是他泄露的话，他在京师泄露的，还是在天津泄露的，或是在两处都泄露了，也不能说一定。”（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3页。）几十年过去了，该课题的研究虽有不少进步，但其没问也仍然“不能说一定”。目前，近代史学界多以为袁世凯与戊戌政变的关系已经有较合理的阐释或接近历史的真实，我不敢然其言。各种说法都有一些根据，但也都有耐不住推敲的地方，一些根据还需要“打几分折头”，尚在疑似之间，整副历史的链条也都还有若干缺失的环节，有待新材料的揭出补正。这里，视角的转换或许会给我们正未有穷期的研究辟出一方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