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次，来自外人的记述。列强中，日本是对中国朝中变化比较关注，情报来源既多且准的国家。其时，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曾致电外相大隈重信：“太后于9月19日突然回宫，直隶总督荣禄也在同一天化装来到北京与慈禧密谋。”（注：日本外交档案，转引自《戊戌变法史研究》，第526页。）我们现在知道，关于慈禧回宫的时间，林权助的报告无误。慈禧突然改动回宫时间，在当时清廷高层也没有多少人知道，却被日方打探得实，情报的迅速和准确令人惊叹！至于荣禄来京一事，因缺乏旁证，难以坐实。但于情理来说，并非没有可能。来自外人的记述还有一则，长期担任清朝海关官员的H.B.Morse称：初五日这天荣禄曾在颐和园和慈禧会议（注：H.B.Morse,The Inter national Rel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Shanghai,Hongkong & Yokohama,1918,Vol.3,p.144.）。黄彰健认为：“很可能Morse将初四的事误记作初五……荣禄见太后应在初四日申刻以前”（注：《戊戌变法史研究》，第527页。）。果真如此，那么，在中外时局紧张之际，荣禄居然离开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岗位，秘密微服来京，只能说明，朝中有大举动，必须他来会商。这里再次证明初四日是一关键。有学者提出，政变不是在初四日而是在初三日就已发生，理由是初三日宫廷的办事程序已经有了重要变化：“还拟定办法，恭呈慈览，俟发下后再行办理。”（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这道上谕表明光绪已不能自行处理政务，而必须先向慈禧请示后才能办理，也就是说，权力在这时就已经转移到慈禧手中（注：林克光：《戊戌政变时间新证》，《历史教学》1987年第3期。）。这种见解援引的证据相当有力。但也不是无可争议的确说，其最难解释之处是，既然慈禧在初三日就已接管了权力，为什么还要在这一天，让对其构成最大威胁的光绪“侍晚膳毕，驾还养心殿”，单独回宫（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起居注册》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而自己仍留居颐和园。这岂不是让光绪脱出操控范围放虎归山吗？换言之，如果对已经解除权力的光绪不再担心，故而可以放他单独行动，那又为什么要在初四日急忙回宫就近控制光绪，“向例太后回宫须先传谕，此次突如其来，德宗跪起问老佛爷何以不先传谕？”（注：《古红梅阁笔记》，第26页。）其实，处理政事的方式改变也可能是光绪为缓和同慈禧间日益激化的矛盾而主动作出的让步姿态。在整个百日维新中，光绪有一始终不渝的念头，就是无论如何不能同慈禧完全闹翻，“上畏西后，不敢行其志”（注：谭嗣同、唐才常：《浏阳二杰文》卷一，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本，第2页。）。到七月底，因提拔新进，排斥旧臣，朝中人人“于是益知西后与帝之不相容矣”，“而变局已显”（注：《戊戌政变记》，第72-73页。）。特别是“有为又请开懋勤殿，置十友隐夺政权，于是人人怨恨而大祸作也”（注：刘体仁：《异辞录》卷三，上海书店，1984年，第36页。）。面对与慈禧的冲突加剧，光绪已有妥协退让之意，七月三十日，光绪密诏党人，“不致有拂圣（慈禧）意”是其强调之处（注：《杨叔峤先生事略》，闵尔昌：《碑传集补》卷十二，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1932年。）。八月初二日，光绪用明谕和暗诏两种方式要康有为赴沪办官报，也含有减缓争端来日再举的意图（注：《初二日交林旭带出朱笔谕》，汤志均：《乘桴新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56页。）。在此情势下，光绪萌生退意是符合逻辑的意料中事。故而，初四日是发动政变的日期仍为最大可能，从这天开始，慈禧不再离开光绪；初五日，慈禧另“命新章京所签诸件，自今日悉呈太后览之”（注：中国历史博物馆编：《郑孝胥日记》第2册，中华书局，1993年，第681页。），从制度上对中枢办事机构不得与慈禧分离作了规定；初六日，颁发上谕，慈禧训政公开化；初八日（9、23），于勤政殿行训政典礼，完成训政的合法化程序，到这时，她即便是撇开光绪也都是无所谓了。（注：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 （四），中华书局，1958年，第4200-4201页。）
    又次，对若干疑窦试作解答。疑窦一，如果袁世凯在见到谭嗣同后旋即告密，谭即为第一“凶犯”，那么为什么慈禧等没有立即下令抓捕谭嗣同？清廷拿问谭是在初八日，京官魏允恭当天给在上海的汪康年写信：“今晨五更又奉密旨拿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等四人。弟亲见步军统领监送登车，想已发交刑部。惟林旭尚未寻着。”（注：《汪康年师友手札》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116页。）何以解释慈禧等的行动如此迟滞？答疑：这当是因为慈禧是经验老到的统治者，政变又是非常大事，其操作起来极其慎重。以当时局势的轻重缓急，最重要的当然是宫内的皇帝，只要将其控制，其他的都不足虑，所以她贯彻先宫内，再朝外，先光绪，再康有为，再军机四卿，再其余党人，范围由内向外逐步扩大，政变手法十分富有层次和节度。当间，袁世凯还对谭嗣同施展缓兵计。在谭袁临分手时，袁对谭的一番话颇阴险：“以我二人素不相识，你夤夜突来，我随带员弁必生疑心，设或漏泄于外人，将渭我们有密谋。因你为近臣，我有兵权，最易招疑，你可从此称病多日，不可入内，亦不可再来。”据袁称，谭嗣同对这番话“甚以为然”。袁已经把谭嗣同视为“志在杀人作乱无可再说”的“谋乱”之臣，却又如此言说，合乎情理的解释只能是借此稳住谭嗣同，便于其告密后从容行动罢了（注：《戊戌日记》，《戊戌变法》（一），第552-553页。另按：谭嗣同此前一直住在南海馆，初四日午后迁寓浏阳馆，或与袁世凯的劝告有关（《诡谋直纪》，《近代史资料》总63号）。）。疑窦二，既然袁初四日已经告密，为什么还要在第二天让光绪继续召见他，让光绪召见手握重兵的袁世凯岂不是很危险吗？答疑：袁既已“反水”，召见与否，对后党来说已无危险。光绪召见前安排已定，遽然取消，反而会提前引起中外猜疑。实则，袁世凯早就同维新党人成陌路，袁在新党力荐下被超擢，却摆出一副不以为喜反以为忧的扭捏伪饰姿态，“自知非分，汗流浃背，立意疏辞”，到处张扬“无寸功，受重赏，决不为福。”还拜访刚毅、裕禄等后党重臣，“备述无功受赏，万不克称，并商王（文韶）尚书，拟上疏辞。尚书谓：出自特恩，辞亦无益，反着痕迹，甚谓不可。然此心怦怦，殊不自安。”次日召见谢恩时，袁“复陈无尺寸之功，受破格之赏，惭悚万状”（注：《戊戌日记》，《戊戌变法》（一），第549页。）。这固然有袁向后党表明心迹的装摸作样在里面，也有他在两军决战前夕避祸脱逃的真心状在其中。袁来京后，只与后党人物往来，不见主动拜访任何维新派和帝党人士，光绪召见时，袁也只对张之洞等“老成持重”者作力荐，对新派人物则多方指责（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一百五十六，文华斋，1928年，第29页。）。反映出此时的袁世凯与前此强学会时已有大区别，在新旧党争白热即将摊牌的前夕，袁作为嗅觉敏锐的势利政客，已经有意识地与新派疏离，而与后党套近乎。这甚至发生在袁世凯来京之前（注：袁来京前即认为“内廷政令甚蹧（糟）”。 《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近代史资料》总37号。），惜康有为等不查，反在这时对袁寄予厚望，不能不说是重大的策略失误。对袁的政治转向，新党方面后有察觉，谭嗣同面见袁世凯的印象是：“始我与本初约，今知其大不可靠，求其不败乃公事足矣，安望其它乎？”（注：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近代稗海》（3），第12页。），惜牌已出手，无可奈何！后党首肯继续光绪召见袁的计划，还有一种可能是想进一步收集证据。袁世凯与光绪的会面，就有人监视，“退朝，有某侍卫大臣拍其背曰：‘好小子！’盖西后遣人k3p405.jpg词之，而以为立言得体也”。同日，光绪对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召见也可依此诠解。（注：《古红梅阁笔记》，第25～26页；王庆保：《驿舍探幽录》，《戊戌变法》（一），第493页。）疑窦三，若是袁世凯已经把维新派的武装谋划泄露，为何在初期的逮捕状中没有“围园锢后”的“滔天”罪名？答疑：政变后，朝廷要旨在拿获党人，至于安什么样的罪名倒还在其次。其间还有一个落实罪状的环节，需提请注意，不仅初六日拿问康氏兄弟的通令仅只是称其“结党营私，莠言乱政”，没有涉及“围园锢后”的内容，就是在初七日通缉康有为的电谕，初九日治罪“军机四卿”的谕令，以及十一日审讯党人罪案的谕旨中，也都对此只字不提；即便是十三日处斩六君子的上谕，虽不交内阁明发，而以防止泄密的“廷寄”发出，对此也还是无所披露（注：该上谕云：“……康有为心存叵侧，广结党羽，大逆不道，罪不容诛；康广仁、杨深秀等与之同谋；谭嗣同等于召见时语多挟制，同恶相济，均属罪无可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不能说，到这时，慈禧等还不知道“围园锢后”的谋划。朝廷第一次公布这一“罪名”的时间是在十四日，以往通缉令中的笼统说法在这天有了首次改变，“上以惩逆布告天下”（注：谢兴尧整理：《荣庆日记》，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0页。），对党人“罪行”进行了全面清算和具体罗列，可视为朝廷的正式判决结案书，既是公布朝野中外关注的大案，叙说当然要周详，上谕明确写到：“前日竟有纠约乱党，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按：“立破奸谋”一句很是可圈可点，说明慈禧觉察此谋在时间上的“立即”）（注：《上谕》，《戊戌变法》（二），第99-103页。）。之后，一般人“始知有结党谋徒置太后事。盖先欲剪除太后党羽，故撰密旨，令袁世凯擒荣禄，即以新军入都移宫”（注：孙宝瑄： 《忘山庐日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61页。）。可见，论者以“罪名”说词的前后变化来证明袁告密没有引出政变，只是引出六君子被杀的见解缺乏严密的逻辑史料支撑，它在时间上并不能证明慈禧等没有迅速得知“围园锢后”的情报，而只能说明此案关系重大，牵扯帝后宫禁和血腥杀戮，须费时日慎重处置， “捕康党六人，廖（寿恒）尚书拟旨，两圣阅毕，久之始下”（注：《异辞录》卷三，第144页。）。有经验的政变发动者为尽快控制局势，迅速逮捕人犯，减少社会纷扰，一般均不愿大事声张，等尘埃落定后，再从容全面公布，是策略使然；案子要经查证，事涉宫闱密禁，宣判书的拟写更须斟酌，也是司法程序。当时的慈禧并不是不知道“围园劫后”的谋划，而是不急忙公布罢了。实际上，争夺兵权“围园锢后”的密谋在新党酝酿不止一时，有关消息也早有流传，并非绝大秘密，政变前汤锐就曾向高树说：“康长素向人言之，兵围湖园，不令太后与闻国政。此语喧侍都下。”（注：高树：《金銮琐记》，《近代稗海》（1），第54-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