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研究方法的另一重大缺陷是漠视其他社会科学在理论方法上的进展。众所周知，19世纪末以来，社会学和人类学获得巨大进展。前者以研究当代社会为主，后者注意对社会（常常是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社会）的比较研究上。这两门社会科学对人类社会现象结构提出了大量概括性的和规则性的认识。因此，它们为历史研究提供了许多亨佩尔意义上的“一般定理”、概念和方法。当代西方史学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借鉴了新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方法（注：例如美国历史家劳伦思·斯通在《历史与社会科学）中指出，在美国几乎所有取得进展的历史研究工作……都借鉴于心理学、社会学或人类学等等社会科学的理论，都运用如数量化这样的社会科学方法。法国历史家拉杜里更认为，凡不能数量化的历史学都不能被称为科学。）。忽视借鉴新的社会科学就使得80年代以前我国历史研究在这些领域无法不断地推陈出新，拓展研究面，并得出新的理论观点或结论，从而加深加宽对中国历史的认识。
    著名的美国科学史家托玛斯·库恩曾经指出：某一历史时期的科学研究往往是以被该科学社团所共同推崇的一种范型理论组织起来的。这种范型理论指导该科学社团构思提出研究问题，选择分析解答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一旦该范型理论反复地不能合理解释新出现的证据和反常现象时，科学范型的危机便发生了。80年代初，中国的“史学危机”在一定意义上是可以用这种理论来加以说明的。最后还应当看到，80年代初开始被大量地介绍进来的国外历史哲学的新理论观点也加速了中国史学的危机。这些新理论观点，包括关于历史知识的相对性和历史认识的非客观性等等，动摇了80年代以前我国历史研究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基础。
    二、历史解释理论的变迁
    80年代史学的另一重要发展是对上述“史学危机”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提出新的历史编纂理论以补充甚至取代旧的编纂解释理论。我们知道，某一社会或国家的历史研究在一定时期往往受到一种宏观历史理论的强烈影响。该理论对该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过去提供某种解释。历史家往往按照这种解释框架整理历史资料，使过去的事件具有某种发展秩序或模式。欧洲史学史上曾出现相继更替的几大历史哲学理论：中世纪编年史家所尊奉的基督教神学世界历史图式，近代以欧洲中心论和进步史观为主要特点的世界历史发展理论和20世纪形成的现代化理论。
    80年代以前，在我国历史写作中占支配地位的编纂理论是从苏联传入的单线一元论历史观。该历史理论把马克思根据欧洲历史抽象出来的四种社会形态理论加以普遍化，提升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普遍模式。这种作法存在一系列重要问题。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种编纂理论能否被套用于中国历史。众所周知，马克思本人曾强调他从欧洲历史抽象出的四种社会形态演化的历史模式能否被套用于欧洲以外地区，那是需要对欧洲以外地区历史进行细致的研究方能得出结论的（注：“所有的历史都必须重新加以研究，不同社会形态存在的具体条件也必须加以分别考察，然后，才能从中抽象出适用于所有这些社会形态的政治的、民法的、美学的、哲学的和宗教的观点等等”。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Selected Correspondence，莫斯斯进步出版社1955年英文版，第312-313页。）。当马克思开始触及非欧国家，如印度和中国的历史时，他对非欧国家具有与欧洲国家历史不同的形态已有初步认识。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提出便是证据（注：关于从欧洲历史抽象出的四种社会形态演化的理论是否是人类所有社会都经历过或必须经历的普遍模式问题，马克思在他的一生著述中观点并不统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前言中，马克思给人的印象是他提出了一个人类社会演化的普遍模式。在Grundrisse手稿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一节中，马克思又强调他所发现的那些生产方式的非连续性。并把它们分别看做是具有历史独特性的个体，每个个体（生产方式）只能用适于该个体的范畴和社会规律加以分析。）。实际上，任何相信历史证据高于理论假设的历史研究者都能看到，欧洲历史上的那种奴隶社会形态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封建社会则出现很早。80年代以前，几代中国历史研究者在运用该历史编纂模式框架中国历史时所产生的诸多矛盾，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许多无法解答的争论，都说明了不能轻易地把这种发展模式不加验证地套用于中国历史。80年代初，我国历史研究者对这种解释理论的公开质疑明朗化了。这是由于随着现代化成为举国一致奋斗的目标。历史学家们日益认识到：中国不仅到19世纪中叶仍未按这种模式演化，即从封建社会向工业资本主义过渡，而且到20世纪80年代仍在为完成那些在这种过渡中就应完成的任务补课。
    不论大家是否同意上述这些分析，80年代指导中国历史写作的解释理论的确出现了重大变异，而且新解释理论是以现代化理论为框架的。新解释理论能取代苏式一元单线历史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能为回答为什么截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仍未能实现现代化提供新的解释途径。现代化理论的以下特征，即它在提出现代世界历史正朝着一个方向前进时，又承认现代化以前世界历史的多元性--各个民族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发展道路，也使我国历史研究者能摆脱由于教条地套用单线一元论旧理论而出现的陷阱。
    新解释理论补充和取代旧理论的趋势在中国古代史的写作中可以看出端倪。但最明显的还是在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中。众所周知，80年代以前，中国近现代史被解释为主要是中国被逐渐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近代史被总结为“两个过程，三个高潮和八大事件”。在这种解释理论的影响下，代表了后一过程高潮的历史事件，如“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等，受到高度重视。1949年到1979年出版的近万篇近代史文章中，有1836篇是关于“太平天国革命”的。只有72篇是关于“洋务运动”的。
    80年代，中国近代史不再被仅仅解释为上述两大过程，而且也被看作是传统的农业中国逐渐开始现代化的过程。在很多历史学家看来，后一过程甚至是代表了中国近现代史的主流（注：1989年在湖南召开的中国近代史全国讨论会上，大部分与会者都放弃把中国近代史看做主要体现了反帝反封建的阶级斗争的过程，而提出用现代化理论来解释中国近代史。参见建新《中国近代史宏观学术研讨会综述》，《档案与历史》1989年第5期。）。按照这种观点，农民起义、 改良运动或其他形式的革命战争体现了传统中国为创造一种现代的政治制度的努力。而反抗帝国主义体现了为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条件，即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斗争。由于把中国近代史看做是一个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的过程，因此，学者们对那些被认为体现了这种历史运动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解释和兴趣也不同了。例如：过去不大被受到重视的“戊戍变法”如今被不少历史学家评价为“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注：夏东元：《一百一十年中国近代史应以戊戍变法为分段线--兼论中国近代史体系问题》，《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188-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