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兴起
    80年代中期起，出现了一股强劲的社会史和文化史潮流。1986年到1989年，仅标题冠以“文化”或“文化史”的著作即出版了约150本。 而在1900年到1949年期间，尽管出现了“东西文化论争”，以及后来持续不断的文化讨论，文化史方面的著作仅出版了约30部。1949年到1979年则只出版了1本，即蔡尚思的《中国文化史》。在社会史领域内， 据粗略统计，1980年到1986年，出版了63本书和1065篇文章。80年代，至少召开了4次社会史研究全国讨论会， 和10 次文化史研究的讨论会。 1986年至1989年民族史和民族学研究领域，共出版著作231部， 风俗研究领域出版95部。1987年到1989年，仅文化和文化史方面的文章就达1727篇。
    1900年到1989年社会史、文化史及文化研究领域出版论著统计表
    
    文化史和社会史兴起的最大原因或许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被引入历史思维。它使我国历史研究者对中国的过去有了一种不同的看法。历史研究者们不仅开始注意到了过去被忽视的社会文化层面，而且对不同层面的历史现象的重要性加以重新估量。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社会本质特征的种种表现：价值观、思维模式、观念、行为方式和制度等等，被认为是这一社会最重要的层面。它决定该社会的演化道路和在世界历史中的命运。这种由于历史观的转变而引起的研究兴趣的转移十分明显，例如，在“第一次明史国际讨论会”上，90篇论文中大部分以明朝社会生活为题目，包括服饰、饮食、住房、交通、婚姻、嫁丧、娱乐、社会风习、精神心理和宗教制度等。
    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兴起也受到80年代中国史学内部一股试图引进新的史学概念方法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潮流的推动。如前所述，从50年代中期起，历史研究的理论方法日趋教条化和简单化，由此也导致研究领域的狭隘。而研究文化这一长期受到忽视的宽广领域，可以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困境。正如当时一位学者所说：史学的危机需要新史学。而新史学有待于理论方法的革新。在历史研究中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可以开拓新的研究模式和新的研究领域。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文化为历史学家解释人类现象提供了新路子。人类学的比较方法也使历史家能更好地解释历史事件。因此，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去研究人类行为的文化层面并理解其对社会演化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注：参见贾岭：《关于历史学与人类学跨学科研究的探讨》，《史学理论》1988年第4期，第74-79页。）。此外，应当看到，文化研究体现了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种具有系统论特点的新的方法论，它涉及到运用人文社会科学19世纪末以来发展出的许多新理论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