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的兴起还由于人们认为研究历史文化可以为分析解答现代中国史学中长期受到注意的中心课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正如当时一位学者所论述的。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对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有更深刻的认识，例如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50-60年代初，我国学者把问题归结到封建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中去认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一些学者开始研究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特殊性，还运用了中外对比研究和系统论方法。这一讨论之所以一直不能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是因为研究者忽视了对中国文化结构的特殊性进行探讨（注：参见于沛：《文化，文化学和历史学》，《史学理论》1989年第2期，第164-165页。）。
    因此，80年代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与研究中国现代化问题紧密联系。80年代召开了几次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的全国讨论会。多达10所以上的研究文化与现代化的学术机构相继成立了。这些表明了文化史研究的强劲势头。
    80年代文化史社会史写作中也存在若干不足之处，如对文化的定义并不精确；尽管不少学者认识到并呼吁在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与写作中运用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和人口学的方法，但在实际的写作中很少看到成功地运用这些当代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方法去观察分析中国传统社会和历史文化现象的力作。可喜的是，从出版的著作来看，文化史社会史的写作题材广泛，打破了过去30年来形成的政治军事史编纂传统。80年代后半期出现的约150本文化史著作中，题材包括宫廷生活、 社会习俗、政治体制、官僚等级制、宗教仪式、婚姻、礼仪、士兵、奴婢、宦官、地区性文化特征和特定时期的文化，等等。
    结论
    十分清楚，80年代中国史学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革。从这些变化中，可以看到三大趋势。
    首先，在历史解释中，以社会文化形态观念和现代化理论为基本框架的新的解释范型，补充甚至取代了80年代以前被广泛使用的从苏联借来的那种简单化的一元单线论历史编纂理论。过去那种千篇一律的政治经济军事史一统天下的局面被兴起的文化史社会史写作打破了。有趣的是，几乎与此同时，在西方汉学的重阵美国，出现了相反的趋势。在那里，研究中国的指导观点从以前的社会文化分析角度（social，cultu-ral approach）转向了历史主义的角度（historical approach）。 著名的美国史学家保罗·科恩指出：美国的这种研究中国的新观点试图“在中国的历史环境中来理解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原因及其意义”，从而达到“对中国近代历史的一种真正来自中国内部的，以中国为中心的认识”（注：科恩指出这种社会文化观以“西方中心主义为特征，它剥夺了中国历史的自主性，并最终把它变成西方思想的产物”。参见保罗·科恩《在中国寻找历史--美国学者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历史著述》， （Paul Coh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1页。）。在美国汉学研究中， 这种研究趋势是以认识到站在外面来观察研究中国历史的局限性，从而试图达到一个身在其中的中国历史家所有的那种对中国历史的内在理解。对中国历史家来说，这种对中国历史的新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研究观代表了一种试图打破研究本国历史时历来无法避免的主观性和文化中心主义偏见，以达到对本国历史的更为客观的理解--站在中国社会的外面，以一种客观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历史。无论在美国或中国，这种相反的运动或许都代表了历史理解的进步。
    其次，80年代中国历史编纂学对其研究对象进行了重新定向。编纂研究的重心由政治（阶级斗争）、经济（生产关系）和军事史（起义、革命、战争）转向了社会经济史、文化史和思想史。一整套新的研究题目被提出来，并受到了广泛的注意。以旧的研究问题为题材的历史著作逐渐减少。对《历史研究》1984年到1989年所刊载的文章的题目和内容的数量分析多少表明了这种变化。1986年到1989年，旧的可以称之为“政论性史学”的那类历史文章仅占13%，而1956年到1980年，这类文章约占58%。与80年代出现的新的历史解释理论相联系的新的历史写作集中于六个研究层面或主题：社会经济史（包括科技史）、文化史、社会史、史学危机讨论、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制度史和比较历史。它们占了全部刊载文章的50%。见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