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兴起的体制机制性原因
    郑寅达
    摘要：法西斯兴起之时，资本主义社会和西方世界处于严重的失调状态，国际秩序中普遍盛行强权政治，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诉求与配套措施之间明显断裂，部分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不够完善，运行中显露弊端，不少国家仍坚持“自由放任主义”政策，造成国家干预机制严重缺失，西方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加剧和中产阶级内涵的转换，为法西斯运动提供了群众基础。
    关键词：法西斯/兴起原因/体制机制性原因
    60年前，法西斯曾经在世界上猖獗一时，反法西斯力量经过多年的浴血奋战，才粉碎性地摧毁了其主体力量。今天，我们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不仅要历数法西斯的暴行，歌颂反法西斯力量的卓绝，更应该探索法西斯兴起的体制机制性原因，正是这些因素，催生了法西斯势力，强化了其外在迷惑性。探索这些体制机制性原因，有助于人们更主动地完善国际国内各种运行规则，使社会更加和谐地发展。
    1.法西斯兴起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和西方世界正处于调整的前夕，陷入了严重的失调状态。当时，资本主义全面进入了垄断阶段，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也迅速加快，由此导致的移民问题、犹太人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等急剧升温，时代呼唤着政策调整。然而，西方大国的统治集团却未能敏锐地察觉到这些变化，反而顽固地用19世纪的方针路线去应付20世纪的客观需要，结果犹如火上浇油，进一步恶化了形势。社会的失调引发了批判现实的高潮。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提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垂死阶段的论断。连右翼思想家斯宾格勒都发出了“西方没落”的哀叹。在激烈的动荡与冲突中，广大民众对现状不满，强烈地要求变革现实社会。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冲击资本主义的主流。社会民主党推行改良主义政策，试图以社会民主主义改良资本主义社会。法西斯则从自己的目标出发，汇入了这一潮流。他们要求建立所谓的“民族社会”来取代现实社会。这种“民族社会”排除外来民族成员的竞争，确立起对其他国家的优势地位乃至统治地位，内部则取消阶级冲突与分化，结成“民族共同体”，求得本民族内部的和谐发展，[1]（P40-41）以此来克服资本主义的危机。
    2.法西斯普遍信奉极端民族主义，它们是民族主义情绪恶性发展的产物。人们一般仅注意到产生这一现象的一个侧面，即发生法西斯泛滥的德意日三国，都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当它们走上争霸的舞台时，世界已经瓜分完毕。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手中夺取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往往狂热地宣传民族沙文主义，把全国上下的民族优越感和对外扩张意识推到顶点。一次大战后，这种民族主义发生畸变，为法西斯提供了温床。这个问题的另一个侧面，则是促进畸变的外部环境，即国际秩序中盛行的强权政治。一次大战结束前后，以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和平十四点”为标志和载体，兴起了理想主义外交思想。这一思想以18世纪的启蒙主义和19世纪的理性主义为指导，提倡以道德为准则，加强国际规范，建立超国家的国际安全组织，完善国际法及其职能，加强国家间的信任与合作，用理性战胜邪恶，最终建立起一种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避免世界大战的惨剧再次重演。理想主义外交思想的核心，是批判传统的权力均势体制，倡导建立国际集体安全体系。[2]（P31）实际上，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体现国际集体安全体系的躯壳--国际联盟的建立并没有打破传统的权力均势体制。从一次大战前的争霸斗争，到巴黎和会上构建世界新秩序，再到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的调整与运作，世界上仍然盛行强权政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善后会议，主要不是着眼于除弊兴利，为世界的平稳运转提供一个较为合理的平台，而是热衷于按照新的实力对比重新瓜分世界。德国作为一次大战的战败国，在凡尔赛体系中受到严厉惩罚。这种处置引发了德国全国上下一致的抗议，共和国首任总理谢德曼甚至在国民会议上慷慨激昂地高呼：“谁使自己和我们受到这种束缚，他的手怎能不烂掉？”[3]（P99）意大利和日本尽管同为战胜国，在这个体系中也没有得到预期的份额，自称成了“国际无产者”。[4]（P321）这种世界秩序，遭到了世界上各种人士的抨击。列宁谴责它“是拿着钢刀的强盗逼迫手无寸铁的受难者接受的条件”；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指责它“是一个残忍的胜利者在文明史上所干出最凶暴的行为之一”；曾经担任过协约国联军总司令的法国将领福煦则预言“这只是20年的休战”。法西斯也融入了这股潮流。希特勒指责凡尔赛条约“要使二千万德国人走向死亡，要葬送德意志民族”；[5]（P133）意大利法西斯声称“反对其他国家推行的损害意大利利益的帝国主义政策”，扬言要向欺骗它的英法两国“复仇”；[4]（P12）日本法西斯分子提出日本受到“横跨全世界的大富豪”英国和“地球北半部的大地主”俄国的压制，拥有对外开战的权利。[6]（P331）尽管法西斯的最终目标是疯狂的，但是它要以一种残忍的世界秩序来取代现存的国际格局，在它的真面目暴露以前，这种民族复仇主义诉求不过是世界性控诉浪潮的组成部分而已。
    3.在经济上，全球一体化的诉求与体制机制滞后之间的断裂同样明显。20世纪的世界整体发展进程，经济是主要动力。由工业化所带来的西方国家向全球扩展，催生了世界经济。世界经济要求相配套的体制机制。然而，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兴盛起来的自由贸易政策，随着1890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而中止，紧随而来的是各国普遍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一直持续到1945年。“相对世界收入而言，1950年的世界贸易量比1913年的规模要小得多。”[7]（P94）整整半个世纪的错位，给后发现代化国家带来极大的困难。世界经济所要求的世界货币体系，竟是靠各国金融货币体系的金本位制不自觉地维系着的。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各国经济出现了快速发展的局面，但是贸易保护主义并未消失，德国凭着复兴后的实力，勉强还能把商品推入外国市场，而日本却因商品质量不佳，出口贸易受阻，[8]（P303）
    意大利更是因为追求法西斯政权的“荣耀”而严重违背客观经济规律，造成商品竞争力下降。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所需的体制机制全面崩溃。1931年9月，英国被迫放弃金本位制，出现了刺激出口、抑制进口的意外效果。这一做法很快为其他国家仿效，四个月内15个国家先后宣布放弃金本位制，于是世界金融货币体系彻底瓦解。国际贸易方面，美国于1930年5月通过霍莱-斯姆特法令，对890种商品提高进口税率，各种商品的进口税率平均提高约40％。该法令引发了全球新一轮的关税战，到1931年底，先后有25个国家采取报复措施，进口税率在1929年高关税的基础上再提高60-100％。关税战、倾销战、货币战的结果是世界经济体系遭到重创，出现了各种货币和经济集团，如英镑集团（亦称非金集团）、美元集团、法郎集团（亦称金本位集团）。1933年6月，66个国家在伦敦召开世界经济会议，这本来是拆除经济樊篱、促进各国经济合作的极好机会，但是，由于与会者缺乏远见卓识，会议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反而促使各个经济集团之间的对立越来越尖锐。面临如此局面，被剥夺了全部殖民地、背负沉重的赔款包袱的德国和资源自给率较低、金融力量相对薄弱的日本，很容易引发法西斯势力泛滥，走上武力扩张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