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世纪前半期，部分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不够完善，运行中显露弊端，既引起民众的反感，又给法西斯组织以可乘之机，一次大战结束前后，德国、意大利等国先后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在政治体制演进中补上了必要的一课。同时，这些国家的体制设计者后来居上，提出了某些方面比英美法等国还要超前的政治民主制度。然而社会的改造却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样就形成了落后的社会现状同先进的政治体制之间的巨大裂痕。从德国魏玛宪法来说，处于显性状态的弊端，是给予了各种政治力量相当的自由，竟然没有规定政党必须遵守宪法，反对宪法的政党照样可以合法存在。因此，一开始就与魏玛宪法为敌的纳粹党非但没有被取缔，反而可以在魏玛体制的框架内自由活动，既骗取民众的选票，又同上层集团从事幕后交易，最后颠覆了这一体制。从隐性的弊端来说，由于国会选举实行先进的“巴登制度”型的比例代表制原则，未对政党代表进入议会设置门槛，任何政党每获得六万张选票即可派出一名议员进入议会，造成议会内政党林立，小党麇集，政治力量组合如魔方般多变。由于政府组成直接受议会内力量对比的制约，结果就是内阁更替频繁。魏玛共和国存在了14年，政府更换了18届，平均每届的寿命还不到1年。另一方面，宪法过多地诉诸公民的投票与选举，引发了民众的“民主疲劳”，当这种投票与选举不能解决民众面临的实际困难时，更会引起民众的反感。根据魏玛宪法的规定，德国总统实行直选制，如果在第一轮投票中没有一个候选人获得绝对多数票，则需要举行第二轮投票，由得票最高者当选。事实上，在魏玛共和国时期，除了建国之初的总统由制宪会议一次投票产生外，以后的总统改选，都经过两次投票产生。国会选举倒是每次只需经过一次全民投票，然而在魏玛共和国存在的14年间，更换过8届国会，民众平均不到2年就需参加一次国会大选。由于魏玛德国实行联邦制，邦议会也需由邦内民众直选产生，作为一个现实的德国公民，他必定又是某一个邦的邦民，所以参加议会选举的频率更高。另外，作为魏玛体制民主性较强的体现，德国选民拥有“立案权”，一项提案获得1/10选民赞同后即可提交国会审议，如果国会否决了这项提案，就必须举行全民公决，用得票比例来决定这项提案是否生效。三项投票制度相加，一方面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公民的民主权利，同时，也会引发民众的厌倦感。德国陷入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后，政府未能向民众提供援助，而投票制度却在继续运作。进入1932年后，经济的恶化达到顶点，民众普遍陷入饥寒交迫之中，公民投票却如走马灯似地周而复始。3月份举行总统选举，经过两轮投票，选出兴登堡连任总统。4月，德国国内最大的邦普鲁士邦举行邦议会选举，结果纳粹党成为邦内第一大党。7月，举行国会大选，纳粹党大获全胜，获得37.4％的选票，一跃成为国会第一大党。由于兴登堡拒绝任命纳粹党魁希特勒担任总理，继任总理巴本又很难获得议会多数支持，因而新国会很快又被解散。11月，又一次举行国会选举，纳粹党的得票数有所下降，但仍为国会第一大党。饥肠辘辘的选民在1年中经过5次投票，而本身的处境毫无改善，其厌倦之情可想而知。这种体制机制性缺陷被法西斯势力所利用，他们普遍攻击议会民主制度会造成政治生活中无人负责的现象，引起灾难性的后果，抨击议员们犹如噬嚼国家生命枝条的毛虫，[9]（P187）鼓吹建立以“领袖原则”或“领袖主宰制”为核心的超级独裁国家，以便集合全国的力量提高本民族的实力，去争夺世界霸权，奴役其它民族。
    5.当时不少国家坚持“自由放任主义”政策，造成国家干预机制的严重缺失。20世纪前半期，在生产社会化进程的推动下，国家同经济生活的关系面临调整，需要从“自由放任主义”转向国家干预。20世纪是国家需要用“看得见的手”干预经济的时代。但是不少国家的统治者未能及时意识到这一点，依然固执己见。20年代西方世界的经济繁荣，包括美国的柯立芝繁荣，都是在“自由放任主义”政策中出现的，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次繁荣的基础是不稳固的，实际上也确实是短暂的。经济大危机爆发后，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放弃这一政策。如1930-1932年执政的德国布吕宁政府，坚信克服危机的最好办法是让经济自行发挥自我治疗的作用，认为经济危机是一种净化剂，可以借此淘汰以往一哄而上的不健康企业，而通货紧缩是一剂良药，可以将经济引向健康的道路，它尤其拒绝采取措施来缓解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认为该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整个经济的复苏。过时的政策导致经济进一步下滑，到1932年8月，德国工业生产指数降低了40.6％，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指数下降达53％，失业人数高达600万。全国上下惶惶不可终日，当时曾经有人描写道：“从每一次谈话中，无例外地会从谈话中感到，像有一股毒气向你扑来似的情绪，忧虑、不安、疲惫、彷徨、反感、愤慨和歇斯底里构成的六千万倍的混合物，这种无法言状的也难于描述的情绪本身就是一个祸根……一种要求变革的炽烈愿望”遍及整个德国。[10]（P86）法西斯尽管在经济领域发表的主张较少，如德国纳粹党只是提出“推行中央集权的国家统制经济”，“以确保民族共同思想及其统治”等。[11]（P173）但是，先期上台执政的意大利法西斯，早就对国家的经济生活实施了强力干预，而且，思想体系和运动是一个整体，法西斯在其它领域实施极权控制，对经济生活绝不可能“自由放任”。果然，纳粹党上台执政后，对经济生活实行全面干预，政府控制企业主的利润率（6％以内）、控制企业主的投资方向、控制劳动力的就业方向、控制工资水平、控制物价、强化资本的垄断与集中、管制外贸，对全国的经济生活实施强有力的干预。法西斯意大利则采用更加成熟的“国家参与制”，通过机械、钢铁等数个控股投资公司，用经济手段控制了全国75％的工业。当然，法西斯的国家干预有其野蛮性，有不少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内容，尤其严重的是，其国民经济军事化与对外扩张的基本国策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最终给本国和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但是，对于经济危机期间渴望得到国家保护的民众来说，法西斯的干预主张还是被视为能救命的稻草。
    6.西方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加剧了中产阶级内涵的转换，为法西斯运动提供了群众基础。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经济生活中的“马太效应”曾经困扰人类数千年。在福利制度兴起以前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一规律被无情地放大了。马克思以敏锐的观察力和超常的睿智，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中间阶层处于不稳定的被分化状态，其中只有少数人能够上升成为资产阶级，大量的只能沉沦到社会下层；同时，处于社会下层的无产阶级，也陷于日益贫困化的境遇。如德国的中下层民众，自一次大战爆发后接连受到打击。大战期间，德国政府为了应付战争需要，大力扶持垄断组织，大批中小企业被迫停工，尤其是1916年底《兴登堡纲领》颁布后，1年内全国2000家织布工厂中就有1900家被封闭。[12]（P132）战后初期受到凡尔赛条约的束缚，大量的赔款义务由中下层民众承受。1923年由“鲁尔危机”引发的恶性通货膨胀，使工人的实际工资不断降低，小存款户的储蓄化为乌有。即使在“道威斯计划”实施后的经济繁荣时期，由于垄断企业的快速发展，中小企业主或者破产，或者失去了往昔的独立地位。日、意两国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在20世纪前半期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又增添了中间阶层内涵更替的进程，老的中间阶层如桶匠、车轮匠等手工工匠，大批被排挤出生产进程，新的中间阶层如白领人士和熟练工人等，人数日益增加。从理性的整体进程来看，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然而落实到具体的老中间阶层个体身上，则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会引发他们对社会的不满。法西斯普遍以民族主义对抗国际主义，民族主义的一个侧面，就是加强本民族内部的团结，结成紧密的“民族共同体”，以对抗和奴役其他民族。同时，法西斯运动作为产生于社会中下层的运动，普遍强调实施“社会革命”，打破原有的等级制度与阶级分野，由国家出面协调各方利益，形成全民族和衷共济的局面。这种主张，对于处于痛苦挣扎中的中下层民众来说，无疑具有较大的吸引力，从而推动法西斯运动的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