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对马克思主义的追求在晚年受到了严峻的挑战。1989年苏联解体，东欧巨变。面对此风云变幻，国内尽管宣传上还在说马克思主义仍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但在实际上，学习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却不多了；相反，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则大有人在。父亲和一些书斋型学者不同，他是从抗日战争的烽火和硝烟中走过来的，是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者。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他的理想；而当他为之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却解体了，社会主义阵营也垮掉了。这件事对他的冲击非常之大，影响也极为深刻。这些是我从他的读报习惯中慢慢悟出的。《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是他自费订阅了半个世纪的报纸，每天必读。这10年来，我发现父亲的读报重点有了明显的变化，就是变成国际版的积极关注者。每当我回家，在他的书桌上，总能看到一摞摞画有圈圈点点的报纸，略略一翻就可看到，记号差不多都是标在关于日美欧发达国家政治情况的报道上。茶余饭后，常听到他对德斯坦、科尔、叶利钦或瓦文萨、索罗斯等人言行的评述。他心里一直装着这些天下大事，甚至在他病危时，还是这样。去年12月5日，身上插着鼻饲管、导尿管、输液管的父亲，突然从昏睡中醒来，要找在《人民日报》社工作的大弟刘衡山。当大弟赶到医院后，父亲第一句话就问：“俄国有什么情况吗？叶利钦有什么情况吗？”弟弟回答不上来。父亲叹了口气，十分失望。马克思主义是实践性的真理，但用在前苏联遭到失败、在中国也出现曲折的情况来检验它，一般人难以信服--谁会从历史的曲折性和复杂性来认识问题呢？人们面对的毕竟是“解体”和“挫折”的现实！然而，如果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欧美国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仍然具有活力，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父亲或许认为，欧美国家的局势变动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更值得注意。他的这些思索，体现在前面我提到的那个发言中。在那篇文章中，他开宗明义就说：“我是主张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指导作用的。”他用1998年美国主流报纸《华盛顿邮报》刊登的美国事业研究所研究员詹姆斯·格拉斯姆，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美国当代社会矛盾的文章，来阐述马克思主义仍具生命力。
    父亲就是这么个人，认准了的事情，一辈子坚定不移。“文革”以后，各种思潮呼啸而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面对变幻起伏的思潮，他并非像一些人所讥讽的那样顽固僵化。事实上，《国外中国史研究》等反映国际学术动态的刊物，是他常读不辍的。1988年，在中国史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他提交的发言《鄙弃抱残守缺，勇敢坚持真理》，表明的就是他对学术思潮的基本态度。这一态度，在他去世后，我从他在自己文集扉页的题词中，再次看到：“辞别旧日，迎接新春，抛弃谬误，拥抱真理。电视剧《居里夫人》题词。1998年6月。”说心里话，那天我感到非常震惊。我没有想到，年岁那么大，而且可以说早已蜚声中外的父亲，在学术追求上，还是这样执著，这样勇敢。这哪里像个行将就木的老人，简直就是个朝气蓬勃的战士！父亲作为学者，政治上的勇气是建立在对事物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的。在父亲眼里，学术确实不能屈从于政治，但不等于学术与政治不发生联系。他认为学术性首先就在于尊重事实，保持客观性；这与他所主张的历史学价值，最重要的就在于讲过去的事，回答现在的问题是并行不悖的。父亲当年作为一个科研部门的负责人，在“左”的时代，或者出于他自身的认识水平，或者出于当时的环境条件，说过错话，办过错事，如1957年反右时将荣孟源先生定为右派。但是，“文革”让他猛醒。正因如此，“文革”结束后他才能公开承认错误，向受过不公处理的同志道歉。他不但在为荣孟源伯伯的《史料与历史科学》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而且还将这篇文章收入自己的文集。我想，他这样做，多半也是出于对自己和对那段历史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吧。追求与捍卫真理，不仅体现在父亲对历史个案研究的态度上--比如在抗日战争研究中，他一贯主张要尊重事实，保持客观性，不应因共产党取得了全国政权而抹杀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的作用，等等--更体现在他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上。在“文革”后期“评法批儒”的闹剧中，某些学者看不穿迷雾，耐不住冷遇，也曾摇旗呐喊过。但是父亲却一言不发。尽管他在60年代初就撰文高度评价过的康熙皇帝，正是“四人帮”眼中的“法家”。我插队回京被分配到故宫博物院工作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听故宫一位老同志讲起过父亲交白卷之事。1972年，当时的中央领导决定故宫博物院重新对外开放，并要求以“阶级斗争为纲”写一份新的《故宫简介》。那次是由郭老出面，召集在京的一些历史学家讨论《简介》写法，父亲也参加了那次会议。会上要求每位与会者写一份提纲，散会交卷。那位老同志当时在会场服务，散会时他看到，只有父亲交上来的是点墨皆无的一张白纸。我完全不知父亲对此是怎么想的，但有一点，那时“四人帮”尚在台上，交白卷是需要有些政治勇气的。
    “维护学术尊严，保持学术独立性”，时下学界之人几乎无一不这样宣称。但真正做起来却是难上加难。头些年，一本讲陈寅恪先生晚年的书一度成为学术界一个小小的热点。当今的学人，少有不为书中所述陈先生为保持学术独立性，向“毛刘二公”提出要准许他不宗奉马列主义的勇气所折服。父亲作为一句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科研指导思想的学者，对此当然不会没有看法。但在1954年由科学院主办的《历史研究》杂志创刊时，作为杂志负责人的父亲，亲手将陈寅恪的《论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和《论韩愈》编入《历史研究》创刊号和1954年第2期。不久，科学院开始筹建学部和推选学部委员，当时正在科学院院部工作的父亲，代郭沫若院长起草了一封致陈寅恪先生的信，对陈同意出任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部委员，表示“曷胜欣幸”！今天，我看着这件在父亲的书桌里保存了40多年的信稿，在真切地感受前辈学者为新中国学术建设走过的艰难历程的同时，也感到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学术水准的高下是多么的重要。
    “维护学术尊严，保持学术独立性”，在当年要坚持它固然不容易，在今天要坚持它或许更难。那时只要不与时政唱反调，可能落个“政治不开展”的评语，一般来说还不至影响生计；但是今天，若在那汹涌奔腾的商品经济大潮面前保持学术独立性，个人乃至单位的生计就有可能会发生问题。学术著作出版之艰难众所周知，有目共睹。不少学者迫于种种考虑，卷入“短、平、快”的编书行列。父亲对此未置一辞，也从不介入。他去世后，我从《百年潮》杂志主编杨天石同志一篇怀念文章中，才知道去年秋天，其家出版社为编一套《中国近代史》，特请父亲任名誉主编，甚至提出只要同意此议，还可以为他出文集，结果父亲一如既往地婉拒了。而那时，正是父亲的长文《评近代经学》完稿，出版遇到困难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