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孙中山研究学会经中央书记处批准成立，由胡绳同志任会长，大年同志为副会长。研究会一成立，摆在面前的头一件工作是要筹备孙中山诞辰120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那时，组织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经验还不多。大家都在考虑：怎样使这次讨论会收到尽可能大的学术效果？我们的准备工作应该从何处下手？
    大年同志断然提出：要从调查研究着手，弄清楚海内外孙中山研究工作的现状，来找出如何取得新进展的途径。他主张：先召开一次孙中山研究述评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列出孙中山研究中的各个重要问题，请海内外对这些问题研究有素的学者分别作出述评。大年同志说：“这次讨论会也可以说是一次调查研究的会，一次集思广益的会，目的是估量、评价以往研究的成就，提出推进今后研究工作的希望和设想。”这确是一个很有创造性的主意。1985年3月，这次讨论会在河北涿县召开。会议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在初步弄清情况的基础上，大年同志就把注重点放在如何确定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主题上。经过涿县会议的充分讨论，最后确定的主题是“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大年同志后来这样说明：“我们所以提出这样一个主题，是大致回顾了一下全局情况以后，从如何进一步开展孙中山研究这个角度着眼的。”“孙中山产生于他那个特定时代，又促进时代的改造。”“通过对孙中山的研究，我们可以从这一个方面，去具体地了解他的斗争环境、时代特征，从中探索中国近代历史带着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显然，他把讨论会主题的确定看作是对研究工作发展方向的引导。
    主题确定后，大年同志强调：一次学术讨论会的水平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会上论文的水平如何。为了保证提供会议的论文质量，他的做法可以概括为16个字：广泛征集，重点组织，专家评审，择优选用。胡绳同志和大年同志分别写出了《论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孙中山与中华民国》两篇论文。邀请海外学者的名单由他们亲自审定。组织委员会向全国高等学校、研究机构和有关单位广泛发出征文通知，然后，组织了由十几位专家组成的评选组。评选前，大年同志强调：一定要坚持“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严格根据论文的质量来决定取舍，而不受作者资历、声望、关系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他还鼓励大家：如果因此而产生什么问题，都由他来负责。这样，从应征的近200篇论文中评选出70多篇，有的研究机构负责人、资深学者的论文没有入选，而入选论文的作者中最年轻的只有24岁。当然，这种评选决不意味着对论文作者总体学术水平的评价，因为有些确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学者由于时间匆忙等原因而没有来得及写出高水平的论文来，有些年轻作者却因集中精力而写出了较好的论文，这是并不足怪的。
    1986年11月，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广东隆重举行，参加讨论会的一二百名中外学者济济一堂，规模空前。大年同志在讨论会的开幕词中，着重说明了这次讨论会的主题，并且强调：“如果我们的讨论要遵循什么原则的话，那就是百家争鸣，各抒己见。”这次讨论会上，群贤毕集，开得生动活泼。大家都认为，这是一次盛会，一次成功的、有着很高学术水平的会议，一次能把孙中山研究推向更高水平的会议。这样的成果得来不易。它是许多专家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会议组织者、特别是大年同志两年苦心经营的结果。
    这些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但回想起来，往事依然历历在目。我国史学工作的发展，既需要有一大批在方方面面有着很高学术造诣的专家学者，还十分需要能有大年同志那样有眼光、有决断的史学工作领导人，这同样是不可缺少的。
    编辑《刘大年文选》的回忆与思考
    刘大年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快一年了。《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约请学者撰写回忆大年同志的稿件，我也在被邀约之列。关于大年同志的治学经历，我已经写过一些介绍性的文字。最早的介绍文字，是《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1992年出版）的刘大年词条。1995年，近代史研究所召开祝贺刘大年同志80华诞的会议，学术界的许多前辈学者前来祝贺，发表了祝贺感想，我在会上作了发言，进一步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刘大年同志的学术经历。这次会议，刘大年同志本人避席他去，表现了他的美德。我们明知道他不会出席，还是照旧开会，这是因为，我们在会上所说的话，不一定要他本人听到，而是从学术界的需要出发的。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了展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家的整体形象，启迪和教育新一代年轻学人，决定编辑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学术大师的治学经验，选出了在我院工作过的在世和过世的院长、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32人，我所入选的是首任所长、学部常委范文澜，继任所长、学部委员刘大年，以及一级研究员罗尔纲。该书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主持者要我为刘大年同志作传。为了完成任务，我仔细研究了大年同志生平，重读了他的许多著作和论文，写出了1.6万字的传记。去年底大年同志去世后，我又在今年《抗日战争研究》杂志第1期发表《战士型的学者，学者型的战士》的长文，总结他的抗日战争研究成果；同时在5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一个战士学者对中国历史学的贡献》的怀念文章。现在要为《近代史研究》写稿，一时觉得写不出新意。
    我从1964年8月进入近代史研究所，迄今已36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他的领导之下工作。1994年我当了所长，刘大年同志是名誉所长，他从不干预我的工作。为了开展本所学术活动，我有时要向他请教，常常要借助他的丰富经验和在国内外学术界的不可替代的名望。最近10年，本所主办或参与主办的一些国际学术讨论会，都请他担任组织委员会主席，请他作主题报告，他都积极从事，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在“文化大革命”10年中，我与他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和感情纠葛，我现在还没有精力和心情来回顾这一节，要留待以后有机会再叙述。
    我常常感到，他没有离去，他还在为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进步而操劳。这种感觉，在我刚刚完成《刘大年文选》的编辑工作的时候，尤其突出。所以这篇文章就讲讲编辑《刘大年文选》的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