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铁映院长提议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著名学者出版文选，得到拥护。刘大年同志的文选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选定的第一批学者之中，并通过近代史研究所科研处通知了大年同志。他非常重视这件事，把它当作院里交给他的工作任务，认真准备文集的编选工作。所以，这本选集的编辑方针是刘大年同志自己确定的。
    考虑到此前刘大年已经出版过《中国近代史诸问题》（1965年，1978年重印时改名为《中国近代史问题》）、《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1987年）、《抗日战争时代》（1996年）等三种文选，这次新编选集，应该有新的面貌。新的面貌不仅要求有新的内容，在编辑方法上也要体现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我想主要是指刘大年同志平生研究所追求的东西，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按照这种思想逻辑地编辑起来，而不是仅仅按照文章发表的时间先后为序。按照这种思想，这本文选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论，所辑文章是讲中国近代史的宏观思考的；第二部分称为历史关键（上），所辑文章讲孙中山和辛亥革命，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关键问题之一；第三部分是历史关键（下），所辑文章是讲抗日战争研究及与此相关的思想理论问题，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关键；第四部分是思想文化（上），所辑文章是对中国近代传统文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评论，其中大量评论了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学术功绩，这些历史学家包括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杨秀峰、胡乔木，甚至还包括毛泽东；第五部分是思想文化（下），是对近代经学做出的马克思主义评论，这一部分收了作者最后完成的一篇重要文章：《评近代经学》，全文7万余字，是临终前在病床上定稿的；第六部分称外录，所收文章涉及几位外国学者和朋友，其中一位是俄国科学院院士齐赫文斯基，他们两人有差不多半个世纪的交谊；另一篇题为《讲座元老，西京大师》，是记述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井上清的。井上清是日本非常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是中国学术界的老朋友，是近代史研究所的老朋友，是刘大年的老朋友。大年同志早就计划写一篇有关井上清教授的文章，一直未找到机会。此次编文集，而且可能是最后一本文集，他认为不可没有一篇有关井上清教授的文字。但是这时候，他已经躺在病床上，不能捉笔，他便对随伺病床侧的子女口授了这篇不长的文字。念兹于兹，可见刘大年同志与井上清先生的情谊。1999年9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新中国社会科学50年学术报告会”，刘大年作为老学者、老学部委员在会上作报告。他在这篇报告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这篇报告稿，现在就作为本书的代前言，可谓用意良深。
    为了贯彻如上的编辑方针，在选取文章时，尽可能不与前已出版的三种文集重复，又能体现作者一贯的研究旨趣。收入本文选的文章，大部分都是在90年代内写作的，少部分是在80年代写的，除了个别篇章是在1979年写的以外，70年代以前写的文章没有收进来。所以，像《论康熙》、《回答日本历史学者的问题》、《亚洲历史怎样评价？》等60年代写作的名篇，这次都没有收入。这本选集要尽可能体现作者一生的基本研究方向，又在说明作者在最近10年里作了哪些新的思考，随着时代的进步、学术的发展，作者在学术研究中有哪些新的发展、前进。看了这本选集，读者大体上可以明了。
    我受委托，对《文选》作了一点编辑、校订工作，对篇章的选取和排序等方面，作了一点技术性的调整，并拟定了作者生平年表和著述要目。限于篇幅，删除了一些篇目。1999年11月某日，在北京协和医院601病房里，我曾在大年同志病床旁短暂逗留。在谈到选集时，大年同志提到把我过去写的一篇介绍他的小文章作为他的文集的附录。我没有说话，点头表示从命。
    刘大年是在八年抗战中，从太行山走下来的一位学者。他从1949年首次发表《美国侵华简史》，到1999年12月最后发表《评近代经学》，终身都在思考、探讨近代中国的历史。他曾经是抗日根据地一个拿枪的正规八路军战士，此后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思想理论战线工作，从事历史研究工作，他是思想理论战线上一个不知疲倦的战士。我把他概括为战士型的学者，学者型的战士。我们从这本文集里，完全可以看出他的这种特色。不管是中国近代史的宏观思考，还是具体历史问题的探讨，他都力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力求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来由和去向，做出马克思主义的解说。他长于对政治史的探讨和分析，尤其长于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历史研究和理论探讨。他对于唯物史观有许多阐说，对历史研究中的方法、理论，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对不同的、或者不一定正确的观点，他都能结合历史事实，结合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或者最新发现的资料，给予评论和解说，不自以为是，不强人所难，实事求是，循循善诱，平等讨论。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胸怀，是老一辈学者留给我们的榜样，我希望，这将成为近代史研究所学术发展的一个好的传统。
    战士与学者
    --大年同志的学术品格
    去年岁末，听到大年同志不幸病逝的消息，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仅仅在几个月前，在当年7月9日举行的庆祝中国史学会成立50周年的会上，还同大年同志一起交谈照相，并聆听了带有他一贯特色的讲话。谁想到这具有欢庆色彩的瞬间，竟成为同大年同志的永诀。
    大年同志的辞世，对于我个人来讲，是失去了一位尊敬的师长；对于史学界来讲，是失去了一位睿智的学者。
    我20岁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开始学习历史的时候，就对刘大年这个名字有了深刻的印象。这不仅因为他的《美国侵华史》是我们学习中国近代史的必读参考书，还因为大年同志曾在北方大学工作过，而北方大学是中国人民大学前身之一，我的师长中很有几位与大年同志共过事，他们常常谈起大年同志。
    一直到1958到，我才同大年同志有了直接的接触。那是中宣部为了迎接新中国的十年大庆，想要编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史》，这个任务落到了大年同志头上。大年同志组织了一个十余人的班子，我记得近代史所参加的有余绳武同志、蔡美彪同志、曲跻武同志和从翰香同志；所外的有王宗一同志、管大同同志、李普同志、王汝丰同志，我的专业本来是中国古代史，不知为什么也把我调去了。这个班子工作了将近两年时间。我分的任务是写抗美援朝战争，写了讨论，讨论了又写，几易其稿，却总也通不过。史料、观点、结构、文字，没有一处不要经过极严格的审议和批判。由于各种原因，这部书稿没有出版，但对我来说，却受到了一次真正的科研工作的启蒙训练，使我初步懂得了学术工作的严肃性和艰巨性。我也正是从那以后，把研究方向转到了中国近现代史。大年同志在学术上是十分严格的，但在待人接物上却很平易近人。工作后期，三年困难时期已经开始，有好几次讨论完书稿后，大年同志拿出自己不多的工资，请大家到仿膳饭庄吃肉末烧饼，此情此景至今还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