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红同志写的《刘大年与佐藤猛夫重逢记》中，把大年同志称作“战士型史学家”，卫藤沈吉教授很赞赏这个提法，认为颇能反映大年先生的特质。金冲及同志在为大年同志所著的《我亲历的抗日战争与研究》一书的《序》中，也指出：“大年同志是一名英勇不屈的战士，又是一位好学深思的学者，这两个侧面在他身上十分自然地融为一体。”可见，这是不少人对大年同志的共同认识，也正是大年同志极可宝贵的学术品质。这样说，不仅因为他曾经亲身参加了抗日战争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一位驰骋疆场的名副其实的八路军战士；更因为他从事学术工作以后，并不改变献身民族解放和民族振兴伟大事业的初衷，依然将学术作为武器，通过潜心的历史研究，探求历史的真实，揭示历史的真相，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历史的启示和借鉴。我们只要看一看大年同志所写的论著，就可以发现，几乎没有一篇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同时也没有一篇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大年同志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令人尊敬的是，他不随风摇摆，而是凭着自己对唯物史观的坚定信念，努力按照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去认识历史，解剖历史，说明历史。他不但在社会主义处于高潮、马克思主义十分吃香的时候是这样，而且在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处于低潮，在有些人看来，似乎马克思主义“就要消失了，没有了，失败了”的时候，也依然是这样。这实在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大年同志十分注意优良学风的提倡。他常说，写一篇文章，不能人云亦云，旧调重谈，总要有一点新的意思，说一点新话，有一点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否则，就不如不写。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大年同志特地约我在晚上到他的房间里去，说是随便谈谈。那天，他对史学界出现的种种不良学风，发了许多感慨，并叹惜说：“学风问题不解决，会极大地制约和阻碍历史学的进步和发展。”还有一次，大年同志同我谈起某些学术回忆录的失真问题，指出有些人不负责任，胡编乱造，既颠倒了历史，又搞乱了思想，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他说，他正在编一本《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目的就是为学术发展史提供一点可信的资料。
    我想，沿着大年同志的方向和足迹，在史学园地里更加努力地耕耘，应该是对这位可敬的战士型史学家的最好悼念。
    悼念大年同志
    1999年12月28日，刘大年同志逝世了。噩耗传来，我深感悲痛。大年同志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在研究中国近代史，创办近代史研究所和《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刊物，在组织和领导近代史学术活动及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事业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我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与大年同志相识，但真正频繁联系是在80年代以后。1980年4月，中国史学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他被选为常务理事、主席团成员，我被任命为副秘书长，因此接触机会日渐增多。大年同志不但有很好的历史学修养和很高的理论水平，同时是社会活动家和杰出的学术活动组织者和领导人。他又是一个平易近人、谦虚厚道的长者，不论是讨论工作还是研究学术问题，既坚持原则，又心平气和，从善如流。
    大年同志不但精通中国近代史，而且对传统经学和古典文学也有很深的造诣，他的遗著《评近代经学》就是一部学术力作。在中国从古代到近代，孔学和经学既是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指导思想，又是整个社会道德的支柱；既是治国治民、立身处世的最重要规范，又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关系密切；流派纷争，头绪纷繁。中国社会的任何变革，都会在经学上反映出来。几年前我就听说大年同志在致力于研究经学。我曾当面问他是否有此事，他笑着说：这是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能不能研究出什么成果，还没有把握。因为头绪太多，资料纷繁，实在费力，但还是想试试看。他病逝以后，我收到《评近代经学》这个长篇论文，这已经是他最后的遗著了。大年同志从经学今古文之争，谈到近代今文经学兴起。他不是像旧时经师注经解经，而是把以庄存与、刘逢禄为代表的对今文经学的提倡与近代的思想解放、社会变革和革命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创造性的见解。以往人们论述龚自珍和魏源的思想，分析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往往也联系到今文经学，但多停留在表面现象上，几乎很少有机地与他们注重今文经学联系起来，刘大年从思想文化的更深层次上，探索近代变革和革命的思想渊源，这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上可谓创见。
    大年同志为了写《评近代经学》，参考了大量有关经学的文献和著作，这些文献和著作，都是很艰深很枯燥的，没有极大的决心、毅力和理论修养是很难去这样广征博引，深刻分析的。近年来，研究近代思想文化史的青年学者有的已经涉足近代经学领域，但大多停留在表层现象。经学在中国，有如千年古树，根深叶茂、盘根错节。古代近代经师辈出，但真正把经学的发展变迁与社会变革密切联系起来的实为罕见。大年同志以严谨的科学精神，充分地运用资料，广征博引，分析问题有理有据，既深刻又平实。在新儒学流行、尊孔重“经”现象又成学术时尚的今天，《评近代经学》一文的意义，是不止于经学本身，而更有其重要深远意义的。
    大年同志对自己和对别人写的文章书稿要求是很严格的，而对人则是很宽厚的，从未见他发怒教训人，也从未听他说别人的坏话。我曾经和他多次一起参加学术活动。两次随他出国，一次是1985年去联邦德国斯图加特出席第16届世界历史学大会，一次是1986年去苏联莫斯科参加孙中山诞生120周年学术讨论会。至于中国史学会、孙中山研究学会、抗日战争史学会的多次活动，我们都共同参加讨论。有时我们同住一室，亲切交谈，既讲学术也谈生活，海阔天空，无拘无束，每一回想不胜怀念。特别在我卧病时，他亲自到我家来探望，惜未能见面。阅其遗著，回忆他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昨天。
    德高望重的刘大年同志，静穆地去了。历史和人民将永远记得大年同志对于中国史学的贡献和他的高尚品格风范。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刘大年同志是永远值得纪念和敬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