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青年》的意义，这样一个倍受赞扬的话题几乎重复了一个世纪。固然，这是《新青年》成为启蒙经典后应该享受的声誉。但是，对我这样一位长期触摸历史尤其是《新青年》文本的学者而言，在很多时候会疑团层生：就当时主编陈独秀窘迫的经济状况，他何以有动力和激情才能如此这般的驱使自己？换句话说，至今无人从经济学的经营理念上去探讨这样一个辉煌杂志成功的商业奥秘。我们知道，中国有句为知识分子谙熟的心灵调节语录：“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字当头，这一方面反映了知识分子在任何时候、任何方面都能够“达”的意愿；另一方面也反应出尽管知识分子有“君子不言利”的文乎其文的说法，但他们也只是口中“不言”。事实上，谁都心知肚明：只有凭借或通过“达”才有可能达到“达”的目的。“达”方能“到”位--无论是思想文化启蒙还是政治治国方略。人的生存意识并不是单靠勇气和毅力所能支撑的。当我们已经习惯于用高调的“理想”、“境界”去审视“新青年”派同仁时，在市场经济已经成为现实的今天，我们是不是回到历史的现场，去还原那一段因失去中心地位而“穷”的不得不在边缘地带呐喊、挣扎、奋斗声音背后的历史真实呢？在几千年的传统社会里，知识分子获取文化知识资本以为“稻梁谋”的中心地位一直没有断裂过，而当新式教育取代了科举制度后，新型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漂洋过海的知识分子如何在转型时期由“穷”而“达”或说成为独立“进款”者以获得真正的“人格独立”（注：1922年，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大谈，“好人政府”之主张，金岳霖在英国有感而发：“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同时，他呼吁知识分子应自行打造一个“独立的环境”，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仁一起“唱歌”。其中，他反对官本位而又不反对“进款”。这种“自食其力”的经济自由、人格独立理念也正是《新青年》同仁履行的。参见金岳霖《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晨报·副镌》1922年12月4-5日）。），乃是比启蒙更重要的当务之急。传统中国，一提到“利”就会让“义”大打折扣。事实上，“贵义不贱利”才能真正做到双赢；“达”才能“兼济”，这就是今天我们评论一个杂志的最高标准--“双效”。在此，笔者不是谈论“达”与“穷”的辩证关系，而是更关心启蒙摇篮缔造者原始的“现实”成因。
    一、缘起：对《新青年》研究者的“事后”质疑
    1997年，笔者和王中江先生一同主持“新文化元典”的编纂工作。这即是我们日后成型的《回眸〈新青年〉》。如同读者看到的那样，当时远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陈平原教授带着对《新青年》的敬意以及厚重的老北大情结为我们“实写”了序言。陈平原先生的序言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经典杂志成功的基本轮廓：
    作为一代名刊，《新青年》与《申报》、《东方杂志》的重要区别，首先在于其同仁性质。不必付主编费用及作者稿酬，也不用考虑刊物的销路及利润，更不屑于直接间接地“讨好”读者或当局，《新青年》方才有可能旗帜鲜明地宣传自己的主张。在1918年1月出版的四卷一号上，《新青年》杂志社宣告：“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文章主要由“同人公同担任”，此乃同仁刊物的共同特征，之所以敢于公开声明“不另购稿”，因其背靠最高学府“国立北京大学”。第三至第七卷的《新青年》，绝大部分稿件出自北大师生之手。第六卷的《新青年》，更成立了由北大教授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组成的编委会，轮流主编。（注：张宝明、王中江：《回眸〈新青年〉》序三，河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
    老实说，当时处于匆忙编撰的我们根本没有时间考虑《新青年》自身的逶迤曲折。事后多年，在对陈先生宏观概括以及对《新青年》性情定位之描述表示认可的同时，今天笔者也有几点不敢苟同之处。一是：大体而言，《新青年》是一个“同仁”杂志。这是就广义而言，但从狭义而言，《新青年》前后的“同仁”观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指出这一点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笔者在此也不想对其“同仁”观念的变化展开论述（比如他们有一个明显的痕迹：伙伴--同仁--同志），主要还是为了带出与此相关的第二个需要论证的命题：“同仁性”可以用“不必付主编费用及作者稿酬，也不用考虑刊物的销路及利润，更不屑于直接间接地‘讨好’读者或当局，《新青年》方才有可能旗帜鲜明地宣传自己的主张”来概括吗？换句话说，是因为“同仁性”就可以有如此这般的不付费、不考虑的“自由”吗？试问，这样一个不考虑经营的杂志之同仁岂不是要喝西北风吗？进一步说，在“不必付主编费用及作者稿酬，也不用考虑刊物的销路及利润，更不屑于直接间接地‘讨好’读者或当局”与“《新青年》方才有可能旗帜鲜明地宣传自己的主张”之间的必然逻辑关系又在哪里呢？我常常百思不得其解：究竟是“谁”在那里苦苦支撑、甘愿提供“免费的午餐”而让《新青年》派同仁在那里指手画脚呢？要知道，《新青年》的同仁性质应该是自我独立经营占据上风，用今天的话来说，带有自负盈亏、独自承包的意思。这样，“不屑于直接间接地‘讨好’读者或当局”的人我们可以理解为“新青年派”的作者们，而“不必付主编费用及作者稿酬，也不用考虑刊物的销路及利润”的人实在是太模糊。看来，即使在这“不必”，和“不用”之间也是让人心存疑虑。
    不难理解，作为同仁刊物的《新青年》一开始就是带有经营性质的商业风险的。因此，主撰陈独秀要想和出版商达成协议并不那么容易。毕竟，从商业利润出发，出版商不可能提供如履薄冰的平台。即使舆论开禁，不存在政治风险，经营者也不会轻言合作。更何况《新青年》同仁并没有也不可能“背靠当局”呢？撇开当局或者说与当局无关倒是一个历史事实，但要说杂志主办方不必要考虑“销路及利润”则是违背常情和常理的，同时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凭借笔者的常识判断，《新青年》不是“当局”喉舌，也不是财团资助，它只能是一个边缘性质的民间刊物。我这里所谓的“民间”，无非是金岳霖所说的具有独立“出卖”知识资本而自食其力（独立“进款”）的经济行为。这个经济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所说的与政府行为相距甚远的“市场”经济。换句话说，陈独秀等《新青年》这些舆论的经营者们只有讨好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权利，而那个被“讨好”的对象又是无形的。事实上这才是“同仁”杂志在现代的思想文化意义和商业经济意义。原来，无论是思想文化还是商业经济，它们都是在“自由”意义上运作的。笔者之所以锁定这样一个视角来审视《新青年》在现代性焦虑中诞生的启蒙摇篮，其根本的理由就在于“知识经济学”容易回到历史现场以诠释思想史上的全新理念，而不单单是将其看做一个“文化+政治”的纯粹舆论性杂志（注：关于自由、市场，知识以及个人主义与经济的关系，可参照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三联书店，2003年。）。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从“知识经济学”视角论证《新青年》这个思想平台的出版发行动机、市场经营意识、品牌打造策略才不至显得重复和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