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题二：任官规避原籍
    唐朝任官有地区回避、职务回避、亲属回避、考试回避及特殊官员任职回避等[4]。
    据史载，东汉时已有任官回避的措施，其中包括籍贯回避。《后汉书》卷六○《蔡邕传》：“初，朝议以州郡相党，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至是复有三互法(注：三互谓婚姻之家及两州人不得交互为官也)。”[5]此后历代都有任官回避的原则规定，但比较笼统，施行中往往不甚具体也不严格⑥。
    《文献通考》卷六三《职官一七·县丞》：“汉氏县丞尉多以本部人为之，三辅县则兼用他郡……及夫隋氏革选，尽用他郡人。”[6]
    据此，一般认为隋朝实行中央铨选制后，任官避原籍逐渐形成制度，但是否有严格的规定，尚不清楚。
    唐初，承隋制，但诸事草创，还带有较大的随意性。《封氏闻见记》卷三《铨曹》：“先是，侍郎唐皎铨引选人，问其稳便。对曰：‘家在蜀’，乃注吴；有言‘亲老在江南’，即唱陇右。有一信都人，心希河朔恩，绐曰：‘愿得淮、淝’。即注漳、滏间一尉。由是大为选人作法，取之往往有情愿者。高宗龙朔之后，以不堪任职者众，遂出长牓放之冬集，俗谓之‘长名’。”[7]据《唐会要》，唐皎任吏部尚书掌选，是在贞观八年，他有意在铨选注拟时避开原籍，才会有“家在蜀，乃注吴”、“亲老在江南，即唱陇右”的现象，也由于建国伊始，档案不全，导致选人有“殆言”的对策⑦。
    明确规定避“本贯州县官及本贯邻县官”是在唐代宗朝。前举《册府元龟》卷六三○《铨选部·条制二》永泰元年七月《避任本贯州县官诏》曰：“不许百姓任本贯州县官及本贯邻县官，京兆河南府不在此限。”[3]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不避本贯州县任官已经成为具有普遍性的现象，皇帝不得不强调和重新加以规定和限制。避贯的范围包括本贯州县和本贯邻县，这里的邻县应该是邻本贯县的外州县。
    据志文，石解家族开元中因石宾玉任河南道许州扶沟令，家族逐渐移聚河南鄢陵，即文中所说的“族居鄢陵”。鄢陵县位于河南中部，为河南道许州辖县，距离扶沟县直线距离约30公里，石解任职河南道郑州中牟县尉，鄢陵距中牟县直线距离约70多公里，石解夫人籍贯为都畿道梁县，鄢陵距离梁县的直线距离约140公里。如此看来，如果石宾玉任扶沟令时石家已经“族居鄢陵”，那么开元时任县令的石宾玉和贞元时任县尉的石解，确实回避了原籍。如果石宾玉任职扶沟令时，家族已经迁居鄢陵，两县都属许州，只是回避了县贯，没有回避州贯。石宾玉和石解任职都没有出河南道，看来回避县贯执行比较普遍，但回避州贯并没有严格执行，尤其在唐朝后期，在官僚士族向两京集中的大趋势下，在政治重心逐渐东移的大趋势下，对一些次等士族或赋闲失意的权贵，河南道的职任反倒是更佳的选择。
    因此，唐代宗永泰元年发布的诏书，确实是有针对性的规定，拟官虽然可能避开本贯县，但很多情况下仍然不离本州或本道，尤其是以两京及近畿所属道为本贯的众多官僚士人，就如石解和石洪家族，都不离开河南(或京兆、关中)，而且迁徙的趋势是向洛阳(或长安)集中。
    通过墓志中涉及的州县府来看石解家族的迁徙、活动路线及区域：
    恒州：北魏、北齐、北周置。唐高祖李渊武德六年在此置北恒州。贞观十四年改名为云州，治定襄县(大同市)--先祖石祖兴孙石九思任恒州刺史，年代不详，约在北魏迁都后到北周时期；
    九门：河北道镇州辖县--石家举族治业；
    扶沟县：河南道许州辖县--开元中，石宾玉任扶沟县令，石氏家族逐渐定居于河南；
    鄢陵县：河南道许州辖县--石宾玉后三世族居于此；
    中牟县：河南道郑州辖县--墓主石解任职县尉；
    吴房县：河南道蔡州辖县--墓主石解解救原吴房县令郑丹；
    亳州：河南道辖州--团练使郭降选辟石解为从事；
    衡王府：衡王絢，顺宗子，顺宗永贞元年(805)封[8]7614，宝历二年(827)死[8]7850。录文中石解“改衡王府长史致仕”，应该是不到任而享受相应的待遇退休；
    梁县：都畿道汝州辖县--石解夫人籍贯所在地；
    偃师县：河南府(洛州)畿县，石解去世后，子孙将夫人的灵柩从先所葬地鄢陵县(可能是家族墓地)与父亲合葬于河南府畿县的偃师县，很可能是家族的重心已经迁移到洛阳一带了。按照葬俗，父亡在先，可以开墓，即就男不就女。因此，偃师的家族墓地可能早已经选定，但因母亡在先，只能先葬于老家，父亲亡故后，再行合葬⑧。
    鄢陵县位于河南中部，距离扶沟县直线距离约30公里，鄢陵距离梁县的直线距离约140公里，鄢陵距中牟县直线距离约70多公里，距亳州治亳州约150公里，逐渐向东洛阳周边地区移动。最后任职在洛阳东都留台，赋闲退休后，在洛阳置舍居住，修身养性，皈依佛教。去世后的家族墓地也选择离洛阳不过二三十公里的偃师。
    如东都任职不在避本贯之限，出使不计，石解的正式职任都没有离开河南，最远的距离是亳州从事，距离原籍鄢陵150公里左右，任官、社会交往圈、家族生活圈都没有离开河南，避原籍的规定至少已经大打折扣了。
    石洪的情况也是如此，两石虽然可能不是同出一源，但辗转迁徙发展最后都以河南为根据地是相似的。很多官僚士人就在两京之间徘徊，唐朝后期的两京中心的集中趋势也因了这条避原籍不包括两京的规定而有了更多发展回旋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