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要从当时大学的环境谈起。1968年五月风暴以后，大学里充满着革命的气氛，同时由于战后大学师生的大量增加，一些专业的学生（如历史）的出路也成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一些青年历史学工作者开始转向非学院式的研究，眼光向下，着眼于研究普通人和社会下层的历史。而这一潮流也正好和世界其他各国的史学研究相吻合，在美国有“公众史”，在英国有“历史车间”等。它们的共同之点就是要推动一种“由下往上看”的史学。法国当时的研究不仅涉及到一些新的社会集团，而且还关注社会边缘成分。为了研究下层人民的历史，史学工作者们摒弃了以文字材料为主研究历史的方法，开始收集口头材料，转而抢救一些即将消失的东西（如乡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和一些传统的手工业的工艺和文化）。一些史学家开始关注地区的“特性”问题，“寻根”问题也热了起来（80年代初去国家档案馆的研究者中有一半以上是为修补家族谱牒而去的）。这一切就直接和集体记忆问题挂上了钩。在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有一批史学工作者（安德雷·布尔吉埃尔、 约瑟夫·戈瓦和雅克·奥佐夫等）着手收集一些1914年前出生的一批工匠的口头材料。还有一些地理学工作者对一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来到巴黎地区、现已退休的妇女也做了同样的工作。其他一些史学家也收集了犹太人的记忆材料。为了迎合这种潮流，出版社从70年代中期开始推出了一批涉及“民众记忆”的著作，如《蒙坦尤》、《锁匠加斯东·吕卡斯》、《北方省煤矿工路易·朗格郎》等，并获得成功。政界在这方面也有所举动，1980年被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宣布为“遗产年”。各地保护地方记忆的工作也陆续展开，继1974年勒克勒佐创办了经济博物馆以后，此类的博物馆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
    不过，这种对普通人记忆的追求热潮并没有延续多少时间，后来只有很少的史学家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例如维勒塔诺斯大学的雅克·吉劳尔特（Jacques Girault ）和他的研究小组在塞纳－圣德尼省议会的支持下至今还在定期出版一本名为《工厂记忆》的杂志。到了八十年代，这股对集体记忆研究的潮流从社会史转向政治史，人们从共和价值观、民族价值观、民族性等方面着眼，重点研究法国国民的集体记忆。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最重要的人物要推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 ）。
    早在1978年，诺拉就认为：“对集体记忆的分析可以也应该成为当代史的尖兵。”（注：勒高夫等（Jacques Le Goff,Roger Chartier,Jacques Revel）主编：《新史学》（La Nouvelle Histoire）， 雷茨CEPL出版社，1978年，第401页。）据他自己所述，在1978 和1979年间，他萌发了请一些著名的史学家一起搞一套有关民族记忆“亮点”（les lieux）著作的计划。 （注：让－克劳德·鲁阿诺－勃尔巴朗主编：《今日史学》，第343页。）当时他希望研究法国的国民感情。 他认为国民的记忆都凝聚在一些记忆的“亮点”里，这些“亮点”可以是严格意义上的纪念性标志，如先贤祠等，也可以是精神上的，如共和观念等。他原计划主编四卷，1984年，《记忆的亮点》（Les Lieux de Mémoire）的第一卷《共和国》（La République ）出版，马上受到史学界和公众的欢迎。该书的第二部分他取名为《民族》（La Nation ），计划出两卷，但由于选题和内容太多，因此在1986年出版时，增加为三卷。1992年完成了最后一部分《复数的法兰西》（Les France），又是三卷。因此《记忆的亮点》全书最终出齐时为七卷本，共6000多页，有100 多位作者参加了写作，该书成为集体记忆史研究成果的大检阅。“亮点”的法语原文为“地点”（lieu），在该书中指的是集体记忆的凝聚点，是人们记忆中的亮点，集体记忆在这些“地点”里得到充分体现。这些亮点可以是空间上的，其中有地区（旺代）、有城市（兰斯）、有名胜古迹（先贤祠）；这些亮点还可以是一些象征物，如国歌，如三色旗，如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和谚语等；这些亮点还可以是一些机构、出版物和常年的活动等，其中有辞书（大拉卢斯），有集体观摩活动（环法自行车赛）和一些节日等；这些亮点也可以是一些历史事件，如7月14日，如雨果的葬礼，如两次世界大战等； 这些亮点也还可以是一些社会集团，如工人、移民等等。在该书的带动下，有关集体记忆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热潮。
    在众多的集体记忆的研究个案中，我们还可以举出两个典型的例子，使我们对集体记忆史的研究有更全面的了解。
    第一个事例并不是关于法国史的，而是有关葡萄牙和摩洛哥两国的国民记忆。法国史学家吕赛特·瓦朗西（Lucette Valensi）在1992 年出版了一部著作，它以欧洲16世纪的一次战争为出发点，研究这次战争对葡萄牙和摩洛哥两国集体记忆的影响。（注：参见吕赛特·瓦朗西（Lucette Valensi ）著：《记忆的寓言。 三国王光荣之战》（Fablesde la mémoire.La glorieuse bataille des trois rois）， Seuil出版社，1992年。）1578年8月4日，葡萄牙国王赛巴斯蒂安联合了摩洛哥国王的一个侄儿，以摩洛哥国王篡夺王位为借口，发动了对摩洛哥的进攻。战争只持续了一天，但由于葡萄牙的进攻遭到惨败，使此事件具有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对葡萄牙来说，战争的失败使葡萄牙对北非和海外的扩张企图受到重大挫折，而且在几年以后，葡萄牙被西班牙的菲力浦二世所吞并。相反，摩洛哥通过这次战争的胜利一跃成为当时的强国。吕赛特·瓦朗西指出，该历史事件对战败国国民的集体记忆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战胜国。关于这一事件的历史记载在摩洛哥比较少见，直到现代，才有人把它作为“记忆的亮点”来挖掘它的史料。在葡萄牙，这一战争创伤很早就促进了伤痛文学的诞生，围绕该事件出现了许多传说。最后，对此事件的集体记忆影响了葡萄牙当代民族文化的特点：怀旧与希冀的结合，葡萄牙人常说：“我们存在是由于我们曾经存在过”。这里人们研究的就是哈尔布瓦什所说的“传统”。它表明，国民记忆中完全现代的成份是扎根在几个世纪前的沉淀里的。
    第二个事例与第一个事例不同，这是有关维希政权的集体记忆的研究。在这里，许多当事人还活在世上，集体记忆和当事人的个人记忆与生活经历直接有关。这一类的研究在集体记忆史的研究中占据很大的份量， 其中有关于共产党历史的， （注：玛丽－克莱尔·拉伐勃尔 （Marie-Claire Lavabre）著：《红线，共产主义记忆的社会学》 （ LeFil rouge,sociologie de la mémoire communiste），PFNSP 出版社，1994年。 ）有关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 （注：本扎明·斯托拉 （Benjamin Stora）著：《溃疡和遗忘。阿尔及利亚岁月的记忆》（ La Gangrène et l'Oubli.La mémoire des année algériennes ），发现（La Découverte）出版社，1991年。）还有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流放者的（注：阿奈特·维维奥卡（Annette Wieviorka ）著：《流放和种族灭绝：记忆与遗忘之间》（Déportation et génocide:entre la mémoire et l'oubli），Hachette出版社，1995年。 ）和被赶出大学校门的犹太人的（注：克洛特·辛瑞（Claude Singer ）著：《维希、大学和犹太人。记忆的沉默》（vichy,l'université et les juifs.Les silences de la m é moire ）， 文学（ Belles Lettres）出版社，1992年。）等。下面我们着重介绍一下现任法国当代史研究所所长亨利·卢索（Henri Rousso）在1987对有关维希政权的集体记忆的研究。（注：亨利·卢索（Henry Rousso）著：《1944年至今的维希综合症》（Le Syndrome de Vichy de 1944 à nos jours ），Seuil 出版社，1987年。）作者根据1945年以来大量以维希政权为题材的精神产品（新闻报道、文学和史学作品、电影和电视等等），指出法国人对过去这段不光彩历史的看法始终是受现时的需要支配的。他把从1945年以来有关维希政权的集体记忆变化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安抚的阶段，主要表现为对通敌者进行诉讼和审判以及戴高乐派致力于民族和解，这一阶段持续到50年代中期，接着有一段退潮时期，人们对此沉静下来。第二阶段是从1968年五月风暴后开始的。犹太人记忆的唤醒，打破了沉寂，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对漏网通敌者的审判案，如图维埃案件、巴尔比案件、帕蓬案件等，教会和法国国家公务员在维希时期的作用也受到了责难。这一阶段最后导致了一些教士、警局和医疗团体的“忏悔”。通过各阶段的分析，作者发现构成和影响有关维希时期集体记忆的主要因素并不是法国的战败和德国的占领，而是那个时期法国人内部的斗争（主要是通敌者和抵抗运动者的斗争）。甚至到今天，关于维希时期的解释仍然充满了极右派（他们希望为维希政权正名）和戴高乐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他们高度颂扬他们当时的抵抗运动，为今日的政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