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从整体史和宏观研究为重转向微观史。年鉴学派史学提倡的是系统的和结构的研究，追求的是连贯和系列的研究方法，所以法国在五六十年代充斥历史学界的是宏观研究。意大利史学界在年鉴派大行其道时，由于受克罗奇（Benedetto Croce）史学思想的影响， 对通行世界新的史学潮流反应迟纯，70年代后期起，一批新的史学家脱颖而出，其中最杰出的有卡罗·金斯伯格（Carlo Ginzburg）、爱德瓦尔多·格兰迪（Edoardo Grendi）和吉奥瓦尼·莱维（Giovanni Levi ）等人。但他们不是简单地跟随法国和英美的史学家们，而是根据本国的国情（新史学家人数不多，但历史史料丰富）另辟蹊径，把社会史的研究转向历史个体的研究，研究具有指示性的“范例”，于是形成“微观史”学派。到80年代，意大利的微观史学开始影响法国。同时法国一些史学家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随着史学研究领域的细化，也开始关注个别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和村庄的历史（比如1975年，勒鲁瓦拉杜里就写成十分畅销的村庄史《蒙坦尤》，这样法国的微观史学逐渐成为时髦。
    法国的微观史集中在社会史领域，主要关注普通人的历史。通过个人与社会发生联系的方式的研究，更好地了解大社会。我们上面提及的阿兰·科宾的研究就是典型的例子。这种对个体的研究，历史学家们往往采用一种“拟人法”（prosopographie）的方法，即让被历史遗忘的普通人复位，能开口说话。这种方法就是收集一群个人的生活信息（婚姻家庭状况、职业和各种不同的生活特征等等），然后构建成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集团的集体传记。其中典型的研究实例有让－吕克·皮诺尔关于里昂社会流动性的研究。 （注：让－吕克·皮诺尔（Jean- lucPinol）：《一个大城市的流动性和不变性：从19 世纪晚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里昂》（Mobilités et immobilisme d'une grande
    ville:Lyon de la fin du XIXe siècle à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1989年里昂第二大学的国家博士论文。）他通过个人材料的收集分析，对上一代人与下一代人的比较，得出社会流动的趋势，同时对个人职业变化的追踪，分析出职业流动的趋向。以同样的方法进行研究的典型实例还有克里斯托夫·夏尔勒（Christophe Charle ）对第三共和国初期精英人物的研究（注：克里斯托夫·夏尔勒：《1880至1900年的法国知识分子和精英人物》（Intellectuels etélites en France 1880-1900），巴黎第一大学国家博士论文，1986年。）。他选取了1093个人作为样本，通过调查，专门收集这些人与六个变量（人口、社会、文化、思想、财政和原动力）相对应的信息，通过计算机进行分析，将个人的信息汇集起来，对社会职业的划分和社会流动性作出更准确的结论。比如他将以前“自由职业”者中分离出了司法职业和医疗职业等。法国在这方面较为典型的研究还有阿尔莱特·法尔吉（Arlette Farge）对巴黎18世纪社会生活的微观考察，她从一些司法和警察的档安中整理出一些普通人的材料，把着眼点放在被人遗忘的一些社会成员以及家庭和职业群体上。（注：阿尔莱特·法尔吉：《脆弱的生活。18世纪巴黎的暴力、权力和团结》（La Vie fragile.Violence, pouvoirs etsolidarités à Paris au XVIIIe siècle ），Hachette 出版社，1988年。）
    第四、从对结构和系统的研究转向具体事件的研究，从问题研究转向注重对事物的叙述。与年鉴学派研究长时段，研究结构性，研究问题的主张相反，叙述性的历史重又时髦起来，其中出现了大量的传记和回忆录，传记中，仍以名人传记为主，如贝当（费洛撰写）、蓬皮杜（卢塞尔撰写）、戴高乐（拉古杜尔撰写）等。但也出现了群体的传记，如维诺克（Michel Winock）著的《知识分子的世纪》， 通过二十世纪一些著名知识分子的生平事迹，以及他们互相间的友谊和思想碰撞，构勒出二十世纪法国的知识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全貌，此书一度成为畅销书。历史学家们越来越注重主观的感受，以前为了强调研究的客观公正，而往往将历史学家本身的自我掩饰起来，而现在开始重视历史学家本身的主观感受，一个突出的证据是，历史学家开始写自己的历史，实际上就是自传，所以也称为“自我史”。1987年，由诺拉牵头，七位历史学家（其中有勒高夫、乔治·迪比、阿里埃斯等）集体撰写了《自我史论集》（Essais d'ego-histoire,Gallimard出版社）， 回顾自己的心历路程。同时历史事件也重新引起历史学们的兴趣，最有象征意义的是1993年《年鉴》杂志出版一个专号，主题就是“维希和占领”，给事件史以重要的地位。
    从80年代起，法国的历史学逐渐失去了在社会科学中作为领头羊的地位，“史学危机”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在这种形势下，法国的历史学走向革新，出现了年鉴学派的“异化”。这种异化并不是向传统历史学的简单回归，而是更高层次上的复现，也许由此法国的史学能在悬崖边绝处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