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不久的美国还没有自主的文化，即使文化最发达的新英格兰地区也仍然笼罩在英国文化的阴影下，其道德观念和生活准则因袭英国，具有殖民地色彩。英国作家哈丽埃特·马蒂诺论述当时美国文化时说，“北美共和国是新的，但人们的观念是旧的。……美国人还没有民族特性。 ”（注：默里·柯蒂：《美利坚思想的成长》Merle Curti,TheGrowth of American Thought，纽约1943年版，第397页。 ）托马斯·麦考莱所写的英国史在美国发行量比在英国还多4 倍（注：约翰·海厄姆：《美国历史的重建》，第15页。）。当时美国文人和画家都得去欧洲镀金，至少须先在伦敦得到承认（注：罗素·B·奈：《1775-1860 年思潮和文化》，约翰·加拉泰编《对美国历史的解释：与历史学家的谈话录》Russul B.Nye,Thought and Culture:1775 -1860 in JohnGarraty （ed.），Interpretating American History:Conversationswith Historians第1卷，麦克里伦出版社1970年版，第206页。）。 班克拉夫特也不例外，他于181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一年后赴欧洲留学，就读于德意志格廷根大学，师从希棱，获博士学位（1820年）。当时在德国学历史的美国留学生中，他是惟一获得博士学位的学子（注：乔治·卡尔克特：《19 世纪早期的美国历史学家》，《新英格兰季刊》George Callcott,Historians in Early 19th Century America inThe New England Quartely第32卷，1959年12月第4期，第497页。）。1822年他返回美国，其间曾在柏林大学和海德尔堡大学听过神学家什里尔玛克、哲学家黑格尔、法学家泽维叶、语言学家博克等人讲课。班克拉夫特受希棱的影响较深，曾翻译希棱著作多种。希棱也以教导班克拉夫特而自豪（注：班克拉夫特除在德意志留学外，于1846-1849年任驻英国公使，1867-1874年任驻德国公使。）。
    在欧洲期间，他不仅亲自或托人访问了马德里、伦敦、巴黎、海牙、柏林和维也纳等地的档案馆，搜集资料，还同当时杰出的文学家和史学家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在法国，他结交了研究法国革命史的史学家，如米涅、基佐、梯也里和米什列等；在英国他结识了史学家麦考莱和亨利·哈兰姆，诗人柯立芝、华滋华斯、卡莱尔，小说家司各特等。他还会见过歌德和拜伦。
    班克拉夫特取得辉煌成就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善于鉴别吸收欧洲文化，并通过消化，把欧洲文化的精华部分用于美国史坛。他接受欧洲史学的影响，但不惟欧至上。如他虽然听过黑格尔的课，但在其著作中并无反映。他只吸收了希棱的治史方法，而对于希棱以地理环境和经济需求解释历史的观点却漠然视之。德意志史学家重视资料的认真勤奋精神，对他发生了深刻影响，但在应用史料方面，他却不若德意志同行们那样严谨不苟。因为他忙于从政，亦未将德意志学院中行之有效的研讨班制度介绍到美国。从外国史学家对他的评论，也可看出他的著作不是照抄欧洲。普鲁士史学大师兰克在课堂上向学生介绍说，班克拉夫特的著作是“从民主主义观点撰写的前所未有的最佳著作”（注：G.P.古奇：《19世纪历史和史学家》，第406页； 迈克尔·克罗斯：《美国历史的写作》，第126页。）。兰克的谈话是对他的史学成就的最高奖赏。 卡莱尔对班克拉夫特说，“你过于说教”（注：G.P.古奇：《19世纪历史和史学家》，第405页。）古奇也说， 班克拉夫特所表述的哲学具有“孩子气”（注：G.P.古奇：《19世纪历史和史学家》，第405页。）。 兰克一语中的，道出了班克拉夫特著作的重要内涵，并指出他所描绘的政治制度与普鲁士之不同；而卡莱尔和古奇却未能体察班克拉夫特从欧洲文化汲取所需，用以讴歌年轻祖国的激情。
    班克拉夫特从当时欧洲文化中汲取了两大精华：一是民族主义，二是浪漫主义。前者主要取自德意志，后者主要取自英法。
    19世纪德意志受法国革命的影响，掀起一股民族主义狂飙。19世纪初年，普鲁士斯泰因男爵呼吁实现德意志统一，号召历史学家激发国民的爱国主义情怀。1822年班克拉夫特学成归国后，曾一度与另一名留德学生，仿效德意志大学预科的教学设置模式，在马萨诸塞的诺瑟姆顿城，创建一所名为“园山”的学校。这是他醉心德意志教育的具体表现。他是第一个在德意志史学与美国史学家之间架起桥梁的人（注：哈维·威什：《美国历史学家：美国史写作的社会-智力史》Harvey Wish,The American Historians:A Social- Intellectual History ofthe Writing of the American Past，牛津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85页。）。1871年俾斯麦完成了德意志统一运动后曾说，“在建立新德国事业中，德意志历史教授们做出仅次于普鲁士军队的巨大贡献”（注：迈克尔·克罗斯：《美国历史的写作》，第126页。）。 班克拉夫特晚年在柏林供职时，与俾斯麦交谊甚笃，据英国作家西德尼·惠特曼说，俾斯麦退休后，在他的书房里仍悬挂着班克拉夫特的肖像，他们有共同的情感和语言。而1812-1814年美英第二次战争后，美国也迸发出民族主义情绪和思潮。班克拉夫特一生受着这种思潮的激励，年迈不渝。
    浪漫主义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风靡欧洲。浪漫主义是对18世纪理性主义的反动。浪漫主义诗文的主要特征是用绘声绘色的笔触，抒发作者感情，取代理性分析，强调历史的连续性，继承启蒙思想的反封建意识，崇尚民族文化，激励民族自豪感，歌颂第三等级反对贵族的自由精神。这种被自由资产阶级赞赏的浪漫民族主义，在思想上正符合19世纪上半叶美国资产阶级兴国之道，也是班克拉夫特畅怀抒发思想和情感的源泉。
    班克拉夫特鉴别吸收欧洲史学方法和理论，是以新英格兰精神为依据的。新英格兰精神是在殖民地时期培育出来的。其来源还是欧洲，主要是英国。英国最早向北美大陆移民的船只就把资本主义和与之相适应的宗教思想--清教教义带到北美。1585 年移民踏上罗诺克（Roanoke）岛时，就把扩张的目光投向西部。“从开始美国的社会和文化就不同于欧洲模式。美国的环境起着溶解的作用。”（注：M.A.琼斯：《自由的极限：1607-1980年的美国历史》M.A.Jones,The Limits ofLiberty:American History 1607-1980，牛津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第1页。）在北美，非但封建主义没有植根的土壤， 而且摆脱欧洲封建专制制度的移民也天然地以反封建为己任。上帝选民的宗教说教更增强了他们争取扩张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使命感。1630年，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未来的总督约翰·温斯洛普在驶往殖民地途中在名为阿拉贝拉的船上，就写出美国人对未来的憧憬。他借用《圣经》中建立山上之城可睹世界之光的意思，描述他们的殖民地。山上的圣城象征着移民的追求欲和普世观。在北美人民赢得独立之前，清教教义的激励和广阔无垠的西部土地的召唤，已凝聚了美国人前进的目光，在思想上为人们奏起争取独立的进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