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上半叶，民主党人长期执政，班克拉夫特以其最旺盛的年华，为民主党服务。他是一个以政治生活为主的历史学家。他的史学业绩同他的政治活动分不开，同他所处的时代分不开。这个时代背景是了解班克拉夫特学术思想和学术业绩的至关重要的提纲。
    班克拉夫特处于美国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自由资本主义节节挺进，自由资产阶级在年轻的共和国里赢得繁盛丰硕的果实。他诞生前10多年，美国的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方告胜利结束；在一生过半时，另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吹奏胜利凯歌。这个新兴共和国所发生的新事物激发美国人自己的思考，也引起欧洲人的兴趣。共和国独立伊始，美国人就开始考虑如何摆脱旧殖民主义者的影响，如诺亚·韦伯斯特以美国本土发音和词汇编纂字典，并以宣泄文化独立的民族主义精神，于1787年写了一本美国史。又如超验主义者拉尔夫·埃默森于1838年在哈佛发表题为“美国学人”的演说，提出制定“智力独立宣言”的呼吁。他要求美国人不要一味遵从欧洲价值观，应当在本国文化中寻求启迪。小说家赫曼·梅尔维尔甚至说，“让我们在文学上避开对英国显示仆从主义的影响。”（注：F.O.曼特海森：《美国的文艺复兴：埃默森和惠特曼时代的艺术和表现》F.O.Mathiessen,American Renaissance:Artand Expression in the Age of Emerson and Whitman，牛津大学出版社1941年版，第191页。）到美国旅游或作短期定居的欧洲人， 也对新兴共和国发表各种议论。如1827-1830年间居住美国的英国小说家弗兰西斯·特罗洛普夫人于1832年出版《美国家庭的习俗》，詹姆斯·司徒雅特于1833年在爱丁堡出版《北美旅居三年记》（两卷），弗兰西斯·莱特于1821年出版《美国社会和习俗观》，约瑟夫·斯特吉于1842年出版《1841年旅美记》，法国人托克维尔于1835年和1840年先后出版《论美国民主》，英国人布莱斯于1888年出版《论美利坚共和国》等。总的来说，他们的论述实质上都离不开“何谓美国人”这个命题（注：亨利·康玛杰：《美国人的思想》Henrry Commager,The American Mind，耶鲁大学出版社1950年版，第3页。）。
    班克拉夫特从其惟一神论的宗教观、浪漫民族主义的精神和民主党人的审视角度，成功地回应或者较满意地答复了当代社会提出的一些问题。其中包括克勒维库尔、埃默森等人提出的问题。1834年第1 卷美国史的出版，自然引起读者重视。这本书不胫而走，风行一时，10年内连续出了10版。1875年前，第1和其余各卷出了20余版。 班克拉夫特乘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之风，挥毫弄墨，文采熠熠。
    美国立国年浅，无本土古代传统可言，美国人重实际，重实用，不重视抽象原理，不重视追究思想意识的辩证发展，不重视历史细节（注：奥斯卡·汉德林：《历史的真实》 Oscar
    Handlin, Truth inHistory，哈佛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0、83、93、94页。 汉德林举例称，班克拉夫特让雕版工去掉乔治·华盛顿鼻上的肉赘。斯帕克斯整理乔治·华盛顿的信件时，常常改动文法。）。有识之士是在实践经验中审时忖势，应答时务。他们未负荷沉重的历史传统包袱，故不受固步自封的困扰；又都具有年轻共和主义的进取精神，故无妄自菲薄、虚无主义的连累。如同全盘照搬一样，固步自封和妄自菲薄都是蒙昧的表现。他们都是摆脱蒙昧主义的佼佼者。班克拉夫特即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人。
    及至19世纪70年代班克拉夫特出版《美国史》第10卷时，美国史学发展开始离开文史不分的年代。由于实证主义的传播，史学被视为科学，历史学家因而被视为从事专门科学研究的自由职业者。70年代前，从事历史写作的人都是业余爱好者。文史合一，以文取胜，历史与史观是通过绚丽璀璨的文采传递给读者的。虽然早在1839年哈佛大学为史料编纂家、《北美评论》主编詹里德·斯帕克斯开设了一门史学讲座，但史学还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从事历史写作的人首先必须有钱，有了钱，自然也就有闲从事历史写作。这批业余爱好者中，只有家庭殷实的帕克曼有一个收藏充实的图书室。班克拉夫特在国外收集资料，主要靠朋友，在国内主要靠名气，别人乐于提供秘藏，而且他和富孀结婚，生计有仗。班克拉夫特边从政，边写作，用了40年才完成《美国史》。他在财政上的幸运还在于售书赢利，而且他善于理财，精于投资。19世纪70年代，东部著名大学设立了历史系。1880年美国已有11个历史教授，此数后来不断增加。密执安大学、约翰斯·哈普金斯大学（主讲人为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和哈佛大学（主讲人为亨利·亚当斯）开设了研讨班。1884年全国性历史学会成立。1895年全国性历史杂志《美国历史评论》创刊。1882年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创办了大学学报《约翰斯·哈普金斯历史与政治科学研究》。美国历史研究沿着班克拉夫特等非职业史学家所开辟的道路前进，推陈出新，更重视资料使用的方法和准确性，索引和附录更加精确完备。研究范围扩大了，贴近了社会，远离了抽象的上帝示谕。进入20世纪，系统资料编纂著作和集体撰写的大型通史和专史丛书出现了，新的学派出场了，书评地位提高了（注：约翰·海厄姆：《历史》John Higham,History，新泽西1965年版，第4页。）。多卷本丛书中较有影响的有C.C李和F.N.思奥普编《北美历史》20卷（1903-1907年出版），A.B.哈特编《美国国家史》26 卷（1904 -1908年出版），阿兰·约翰逊编《美国编年丛书》50卷（1918-1921年出版），A.M.施莱辛格和D.R.福克斯编《美国生活历史》13卷（1927-1948年出版）等。
    在科学历史兴起之际，美国社会发展接近19世纪末。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潮方面出现一个大转折。南北美战争后，随着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工农业突飞猛进。在“镀金时代”，主要因社会财富分配问题而引起的社会集体间的矛盾有增无已。军国主义开始抬头，海外扩张的喧嚣震耳欲聋。“自由”走向“组织”，垄断和帝国主义现象出现了（注：参见贝特兰·罗素《自由与组织》Bertrand Russell,Freedon and Orgamzation，有陈瘦石等译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放任主义已失时效。一些知识分子经不住客观社会变革的冲击，亨利·亚当斯就是其中最突出的典型之一，他在思想上幻想摆脱令他苦恼的现实，在空间上他想离开美国，浪迹欧洲，在精神上希望逃往中世纪。亨利·亚当斯与他的弟弟、历史学家布洛克·亚当斯不同，没有顺利地通过这个社会转轨时期。布洛克随着社会发展大潮，成为当时海外扩张主义的鼓动者，成为扩张主义带头人西奥多·罗斯福的挚友。
    亨利·亚当斯毕业于哈佛大学（1858年），随后两年在柏林学习法律，并访问了意大利和法国。回国后，随父查利斯·弗兰西斯·亚当斯从政。1871年进入哈佛大学执教（1871-1877年），主讲中世纪史兼任《北美评论》主编。爱德华·钱宁称他是“最伟大的教师”（注：迈克尔·克罗斯：《美国历史的写作》，第178页。）。但在执教7年后，他离开哈佛，声称他不清楚在讲课中要教什么。这种言谈透露出他的苦恼和思想危机。他从理想主义转向犬儒哲学，申言人类未来人性面临惨淡的劫数。他说，在战争杀戮的后面存在着人类文明将如何自处的问题（注：威廉·阿勃曼·威廉斯：《读亨利·亚当斯随感》，《美国历史杂志》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Thoughts on Reading Henry Adamsin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68卷，第1期（1981年），第15 页。）。他认为，人类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能量，依照热力学第二定律逐渐消耗。工业技术革命加速世界最后灾难的来临。1900年11月他写信给他弟弟说，他“暗暗地想人们已临近世界巨大灾难的边缘”（注：伊丽莎白·斯蒂文逊：《亨利·亚当斯传记》Elizabeth Stevenson, HenryAdams,A Biography，纽约1977年版，第302页。）。 这种想法显示了亨利·亚当斯对世纪末的彷徨感。他是一个过渡时期的过渡人物（注：约翰·巴尔克：《非凡史学家：我们历史的撰写者》John Barker,Superhistorians:Makers of Our Past ， 参见《交流》Dialogue1984年第3期，第4页。），也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言论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这是他之所以在美国史学史上占有一席地位的缘由。
    进入20世纪后，美国兴起资本主义改良运动--进步运动。这是对自由资本主义踉跄失势时所提出的新问题的回应。班克拉夫特的著作虽然在广大读者中销声匿迹了，但他所留下的精神却在潜移默化中流传下来。他所宣扬的观念如扩张主义使命观、美国特殊论和优越观等在20世纪美国史学著作中还时隐时现。1966年罗素·B ·奈居然将班克拉夫特的《美国史》予以删节，并付诸刊印。理查德·霍弗斯塔特称，班克拉夫特的著作“仍然是19世纪美国历史意识的最伟大的界碑”（注：理查德·霍弗斯塔特：《进步史学家》，第19页。）。当时美国科学历史学家的前进道路是以班克拉夫特为起点的。科学历史写作家虽然仍沉浸在新教精神中，但在程度上已不尽与以往相同，“上帝”一词已不再是他们的口头禅了。不过有的科学历史学家的文字过于刻板，因而业余史学家的光辉灿烂的文采还不时激起读者怀古之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