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教教义是推动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力量，是美国资本主义文化的基石，也是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公认的伦理规范。美国神学家赫尔穆特·理查德·尼布尔曾称“近代资本主义体系是以宗教为基础的”，“教会是附属于资本主义的”（注：悉尼·阿尔斯特罗米：《美国的神学》Sydney Ahlstromi,Theology in America，纽约1967 年版， 第601-602页。）。这样，上帝就自然被推到历史的前台。上帝已经人格化和世俗化了。在封建社会，代表上帝说话的是君主；在资本主义社会，代表上帝发言的是教士。在美国殖民地时期和独立初期，教士如同律师一样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圣经》是家家户户必备的最流行的读物。此处所说的上帝同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所谓的“天”不尽相同。“天”多指客观的自然，具有泛神的含义。“天”和清教的“上帝”都含有宿命论成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农业社会中，人们囿守土地，强调“认命”，强调顺应或乞求得到天的好的安排。在近代商业社会里人们迁移不定，以主动态度去表现上帝给自己安排了好命运，去证明上帝安排自己为选民，强调开拓扩张，进行征服。班克拉夫特的信念就是浸濡在这种清教教义之中的。他认为，历史研究和写作是对上帝虔敬笃信的行动。
    在独立初期，新英格兰是美国历史学家的最重要的摇篮。 1800 -1860年间，完成多部著作的史学家计有145人， 其中出自新英格兰的就占48%。在新英格兰的史学家中有26人毕业于哈佛，15人毕业于耶鲁，5人毕业于布朗，4人毕业于普林斯顿，另外有30个学院各造就了1 人至3人（注：乔治·卡尔克特：《19世纪早期的美国历史学家》，第496-497页。）。这批人都受过良好教育， 他们的读者群也是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并具有一定财力的。
    哈佛大学毕业生班克拉夫特是以新英格兰精神撰写美国史的。他以惟一神论的信仰去“注”美国历史，以其消化了的欧洲文化去与在北美衍生的新传统文化相衔接，相融合，并应答美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衔接和融合不是简单的回归。实际上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不可能回归原来的模式。就连对上帝的信仰，也是各派有各派的模式，各代有各代的说法。回归是表面的，实质上是创新。这就是班克拉夫特在学术上取得成功的关键之所在。这个“关键”表现在班克拉夫特虽然是以新英格兰精神写史，但所写的远远不同于约翰·帕尔弗里的5 卷本《新英格兰史》。他撰写的不是区域史，而是通史（虽然最后未能彻底完成，只到制宪会议）。更重要的是他在写作通史时把目光投向大西部，而不是南部。他的《美国史》尽管不受南部种植园绅士们欢迎，却引起广大读者对未来的向往。
    班克拉夫特首先以上帝名义讴歌共和制，讴歌在近代史上第一次推倒封建专制并建立起的新国家。加尔文教徒认为政治的任务是光耀上帝（注：柯蒂斯·内特尔斯：《美国文明的根源》Curtis Nettels,TheRoots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纽约1938年版，第57页。）。班克拉夫特在1826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的演说中，就显示出他的民族优越感与对上帝热情歌颂间的联系。他欢呼独立宣言是上帝的声音，是圣谕。他说，美国在西半球的成就远比欧洲君主制伟大。“在我们面前出现的前景明亮耀目，几不可估”，“我们在实现上帝意志时，上帝答应给我们每个人以帮助。……上帝从他高高在上的地位，赞许地向我们莞尔而笑”（注：乔治·班克拉夫特：《演说》George Bancroft,Oration，印刷人T.W.什帕德（T.W.Shepard），1826年版，第15、25页。）。 他写上帝，是为了激扬美国历史的风光，是为了证明“显明天命”合乎上帝的意旨（注：爱德华·萨维斯：《美国的科学历史》，唐纳德·什汉和哈罗德·斯里特编《美国史学文集：纪念阿兰·内文斯》 Edward Saveth,Scientific History in America"in Donald Sheehan and Harold Syrett（eds.），Essays in American Historiography:Papers Presented in Honor of Allan Nevins，纽约1960年版，第2页。 ）。
    在1834年出版的第1卷《美国史》中， 班克拉夫特显示出在资料使用方面所受的训练，更重要的是他阐发了美国历史的主题思想。他说，从殖民地时期“自由”就是美国的精神。共和制是光荣的，使美国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他赞赏德意志原始种族社会的平等。这种说法为后来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所主张的德意志“生源说”埋下伏笔。班克拉夫特所描绘的美国几乎没有任何阴影，所有的都是一派圣洁、自信、希望和进步。人们都依照上帝提出的完美计划，安排他们的社会。1874年《美国史》第10卷问世。他在书中所表达的基本看法、基本方法和基本偏好都原封未变。他依然强调了进步观，强调了上帝对人类事务的影响。他认为，上帝自有安排，无需设想假如上帝停止实行其法则时，人类何以自处。他安慰他的读者说，尽管人类在现世生活中有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最终还是会得到善果的（注：莉莲·汉德林：《乔治·班克拉夫特：做为民主党人的知识分子》 Lilian Handlin, George Bankcroft:the Intellectual as Democral，纽约1984年版，第324页。）。在这里他偏重了清教教义中的宿命论。班克拉夫特自始至终是一位惟一神论史学家。
    因为班克拉夫特直面广大西部，扩张主义使命观自然是他的思想走向。这自然也使他在政治上始终不渝地成为民主党人。在19世纪上半叶，得克萨斯和俄勒冈并入美国版图，美墨战争又扩展了西部边疆。这一连串显示“显明天命”的政治运作照耀着民主党人，其中包括班克拉夫特。至于杰斐逊收购广阔无际的路易斯安那以及西班牙割让佛罗里达，可视为民主党人向西扩张的前奏曲。班克拉夫特是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的追随者。杰克逊是1814年在新奥尔良打败英国军队的英雄。不只于此，他从田纳西走进白宫，就象征着来自西部的“普通人”居然能闻问国事，虽然在班克拉夫特的书中“普通人”是抽象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班克拉夫特的政治选择不合同代新英格兰人的口味，他在政治上的飞黄腾达也令他们吃惊。1837年他被马丁·范布伦总统任命为波士顿港税务司长。1845年又被波尔克总统任命为海军部长（1845-1846年）。在任期间，他创建了安纳波里斯海军军官学院。在担任代理陆军部长时（1846年），他命令太平洋舰队司令斯洛特，若美墨战争爆发，就立即夺取加利福尼亚港口，不久命令泰勒将军跨越墨西哥国境，发动美墨战争。之后他又被任命为驻英公使。南北战争结束后，班克拉夫特还被召至华盛顿，为新任民主党人总统安德鲁·约翰逊起草国情咨文，后来他出使柏林。无怪班克拉夫特传记作者莉莲·汉德林视他为“归依”民主党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