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多年的政治动荡以叛乱贵族的失败而告终了。1266年10月的《肯尼沃斯宣言》（Dictumof Kenilworth）宣告了叛乱的结束，并宣称国王恢复了其全部的权威。但是，在这一宣言中，《大宪章》的一些条款也得到重申。1267年的《马尔巴罗法案》（Statute ofMarlborough）在重建国王权威的同时，也对之进行了规范。总体说来，王权在这场斗争 中取得了胜利，亨利三世1258年前的许多革新得到法律的承认和固化，但是，期间形成 的一些积弊以及过度扩张国王个人权威的一些做法也得到了纠正。英格兰在新的基础上 又实现了政治平衡。
    就整个贵族改革运动而言，单独强调国王的胜利或片面渲染改革运动的“宪政”意义 都是不客观的。改革运动对亨利三世时期国王个人权威过度膨胀的纠正不无意义，斗争 的形式和内容都为以后英国政治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积累了经验。
    贵族与国王争夺的是政府机构的控制权，而不是要改变行政体系本身。贵族所做的只 是控制这个行政体系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对体系本身，他们触动不多。虽然在《牛津 条例》等文件中贵族对政府机器的组织和权力分配都有所涉及，但是对其基本框架修改 很少，而且都未得到坚持。在开始改革时，贵族恢复了宰相和中书令的职位，并使之向 贵族会议负责。但是，贵族改革运动的结束宣告了宰相一职的彻底终结，此后“justiciar”这一名称只有法官的意义了。贵族还试图对国王的宫廷部门有所改动，但 并未成功，改革财政署的计划也没有实现。而早在1260年底，15人委员会就已不再按《 牛津条例》的方式发挥作用，15人委员会最后一次签发命令是1260年12月28日，此后行 政又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传统形式。（注：S.B.Chrimes,An Introduction to the Administrative History of Mediaeval England,pp.125-127.）根据《牛津条例》成立 的宰相巡回法庭也在不久后废止，1260年11月和12月派出的两次巡回法庭已经完全是12 58年以前的形式：没有宰相或15人委员会成员随行，也没有了调查针对地方官员的申诉 的功能。（注：R.E.Treharne,Documents of the Baronial Movement of Reform and Rebellion,1258-1267,p.35.）当1265年国王开始重掌大权时，行政最高权力仍归国王一 人，行政官吏仅对他一人负责。正如一位史家所说：“无论孟福尔执政在宪政史上有多 么大的意义，它对行政史的影响如此之小，如此短暂，以至于根本不值得我们对他的行 政多废笔墨。”（注：S.B.Chrimes,An Introduction to the Administrative Historyof Mediaeval England,p.128.）随着贵族改革运动的结束，“所有的机构性改革完全被废除了”。（注：George Burton Adams,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p.153 .）
    西方史家常常从所谓宪政的角度分析这场贵族改革运动的影响。“亨利三世与反抗的 贵族之间的争论最终归结为一点，即国王是否有选择自己的顾问和作为自己宫廷的主人 的自由。并非逻辑，而是逻辑背后严酷的事实使这一争论成为对国王地位的严重考验。 最终所有的宪政理论都基于它。在此后的三个世纪中，强大的国王仍控制其宫廷，如果 足够聪明的话，就能使批评丝毫无损于他的权力，如果软弱而运气不佳，则不得不作出 一些让步。”（注：转引自S.B.Chrimes,op.cit.,p.129。）还有人认为，1258年的御前 会议意义非凡，因为如果说一个有行政权的御前会议是新事物的话，则御前会议成员抛 开国王的意见来执政便是激进的革新了。无论如何解释《牛津条例》，它都使1215-12 58年间由贵族推动的“宪政思想”有了很大的发展。国王若违法，便可由合法途径制止 ，这已不仅仅是一种观念。抛开当时的一些局限，它的思想是颇现代的，即使那些局限 使它未能长久，也不能贸然否认它对以后宪政史发展的深远影响。（注：S.B.Chrimes,An Introduction to the Administrative History of Mediaeval England,p.121.）与 此相应，在改革运动中出现的议会成为宪政史家惟一关心的焦点，它也似乎成为这场运 动进入各种通史著作的惟一理由。
    概括而言，西方史家强调的贵族改革运动的影响无非在一虚一实两个方面。虚者，就 是说贵族的改革和执政体现了王权有限的宪政思想，并促进了其发展；实者，就是在贵 族改革运动期间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机构--议会。而议会发展本身就是宪政思想的集中 体现。
    限制国王权威的思想在英国的存在由来已久，但存在与发挥作用还有相当的距离。贵 族发动针对国王的改革运动并执掌政权无疑与这样的思想有关，从开创先例的意义上讲 ，贵族执政确实促进了宪政思想的发展。但贵族改革运动的失败说明那时仍然是君主至 上，限制国王权威仍很困难。
    相比之下，贵族改革运动的实实在在的遗产--议会的出现看起来更有说服力。如一 位史家所说：“在以后的一个世纪中，议会将取代无效的贵族反抗而承担起建立有限君 主制的任务。宪政的未来，有限君主制的可能性，将依赖于此时正在形成的新的机构的 性质。”（注：George Burton Adams,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p.181.）笔 者认为，对亨利三世后期出现的议会的意义不能忽视，但也不能过分抬高，霍尔特（J.C .Holt）把亨利三世时代甚至到14世纪初以前称为议会的“史前史（prehistory）”是很有 道理的。（注：R.G.Davis & H.H.Denton（eds.），The English Parliament in the Middle Ages.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1,p.2.）
    在分析英国议会的发展时，传统看法常常过分关注它的组成成分的特点，而忽视从它 的功能出发来判断其性质。斯塔布斯断言“三个等级的共同会议”为议会的根本特点之 一，他说“所有阶层的代表对于一个完整的国家会议而言是必要的。”以后许多史家沿 袭这一思路，以是否有地方代表出席作为标准，对13世纪的议会和其他会议进行区分， 结果却陷入混乱之中。因为当时既有无地方代表参加的会议被称为议会，也有召集了地 方代表的会议而不称为议会的情况。比如有人对此时的25次“由加盖大御玺的令状召集 的，集中了所有主教、修院长和贵族的”会议进行考察。他把没有“下院”的4次会议 理所当然地排除在议会之外，但在其余的21次会议中，却也只有18次在令状中称为“parliamentum”，在相应的会议文件的边注中也分别把这18次会议和另3次会议分别称 为“parleamentum”和“concilium”，对于这种区别，他不能作出明确的解释，只是 说“不能相信同样人参加的会议有什么不同。”（注：H.G.Richardson & G.O.Sayles,The English Parliament in the Middle Ages,p.4.）显然这并不能使人信服。事实上 ，直到爱德华一世和爱德华二世时仍没有规定必须有郡、市代表参加议会，而且在1297 年所谓“模范议会”之后，同时代的作家仍只知道议会中有教俗贵族和法学家，而对其 他成分只字不提，也没有把议会称为“国家会议”。（注：H.G.Richardson & G.O.Sayles,Ibid.,p.7.）因此，如果以“三等级”，特别是郡、市代表是否出席作为评判议 会的标准，就完全不适用于13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