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那么，儒家文化与新加坡的经济现代化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如果儒家文化推动了 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它是唯一的因素还是众多因素中的一个？或者说，新加坡的主导文 化是什么？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既要考察新加坡在英国殖民时期（1819-1959）的文化特 征，更重要的，还要看新加坡现代化的执行者--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在新加坡现代化 过程中如何对待儒家文化。这一点是我们判断儒家文化与新加坡经济现代化关系的关键 。
    英国殖民统治给新加坡留下的遗产是新加坡社会的多元性。由于殖民当局在相当长的 时间内实行自由放任和自由移民的政策，新加坡形成了不同的种族、宗教、语言和文化 。从种族的角度来说，新加坡形成了以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欧洲人为主的多种族社 会；从宗教的角度来说，新加坡除了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伊斯兰教和道教等世界五 大宗教外，还有耆那教、锡克教、犹太教、拜火教、天理教以及华族创造的“三教合一 ”和“五教合一”；从语言的角度来说，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以及英语这四种语言 并用，加上多种方言，使新加坡成为语言结构最复杂的国家之一；从教育和文化的角度 来说，新加坡不仅兴办学校的主体不同，而且教育模式、教育用语、学制、教学大纲、 教育内容也不尽相同。此外，由于移民的原因，在整个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这些不同种 族基本上相互分离，保持自己独特的语言、宗教信仰、仪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居留 地，导致各种族和亚种族团体的职业和行业专门化。由于社会以垂直发展为主，各种族 彼此之间交融程度低，社会整合水平差。在这种多元社会中，其成员有特定的、平行的 、非互补性的一系列价值观、规范、机制和文化象征。如果将这种特性内在化，就会产 生团体内认同和团体外排斥的分裂力量。战后西方学术界对多元社会的研究一再证实了 这一点。[5]（pp.294-304）
    由于文化多元和种族分层是政治骚乱的根源，建国的惯例一般是减少文化多元和种族 团体间的不平等，发展共同的信念、规范和价值观，使特定国家的人民具有共同的价值 观、社会巩固感和命运感。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形成共识、秩序和稳定，才能有政治、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新加坡获得内部自治特别是获得独立以后，人民行动党利用文化整 合和结构整合的手段来实现新加坡社会的非多元化。（注：所谓“非多元化”（depluralization）是指破坏种族界限，实现种族认同，最终将种族分层转化为以个人而 不是以种族为基础的差异。非多元化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同化（文化同化和结构 同化）或整合（文化整合和结构整合）。文化同化指附属集团将支配团体的文化内在化， 在这一过程中，附属团体相应地失去自己的文化，如美国洲种植园西非奴隶的非多元化 和相应的对美国文化的适应就是一种文化同化。文化同化是单方面的过程，最终只有占 支配地位的团体存在，并形成同质的社会。结构同化指完全废除所有的歧视和种族隔离 ，并在这一过程中，附属团体日益失去其结构特性，变得越来越像支配团体，如美国黑 人未在结构上被同化，因为白人和黑人的种族分层在今天仍然很明显，但失去了其结构 特性。文化整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化融合在一起，产生一种独特的新文化，在这 一过程中，各种种族认同和界限消退，新的跨种族的国家认同形成，如葡萄牙文化、美 洲印第安文化和非洲文化经过两三世纪的融合产生巴西文化。结构整合指形成联结两个 或两个以上种族团体的机制，消除非共享的机制。就像文化整合产生了新的文化一样， 结构整合产生新的社会结构和机制。）人民行动党的政纲明确规定，不采用同化策略即 不形成以华人为主的普遍认同，而是采取“求同存异”的策略，使不同的种族团体在政 治上互相调整，保持自己的种族和宗教认同，同时忠于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利益。[6]（p. 94）但在不同时期，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在文化取向上有不同的侧重，独立后大致经历 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1959年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至80年代初）。自治伊始，新加坡以转口贸易 为主的经济结构以及经济的困难，限制了新加坡工业化策略的选择。历史和现实的因素 决定了新加坡只能利用自身地理位置的优势和殖民统治时期遗留下的转口贸易经济，采 用外向型的发展战略。与此相适应，在文化政策上，人民行动党采取1955年“各党派华 文教育委员会”推荐的整合政策：一、平等对待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四种主 要语言；二、在小学引入双语教育（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马来语和母语），在中学引入三 语教育（再加上英语）；三、使用新加坡-马来亚趋向的教科书和教学大纲；四、马来语 为国语；五、强调科学和数学为工业社会的基础。[7]（p.479）但同殖民政府控制华人教 育的做法不同，人民行动党直接破坏华文教育，不仅破坏华人教育的自主性，而且破坏 华人文化的一致性。一方面，继续殖民政府时期只给国家控制的学校提供基金的政策， 排斥政府控制的学校不能获得政府资助；另一方面，政府建立公共华语学校，使希望子 女接受华语教育的父母，不再能送其子女到华人种族创办的学校。此外，用标准化大纲 代替华人教育的传统因素。从60年代开始，在教育部的指导下，新加坡编制了新的教科 书，内容新加坡化和综合化。新加坡化表现在学校的教科书偏重灌输忠于新加坡的民族 感情。狮城、国庆日、国旗、国歌、总统职务、宪法、鸟类公园、动物园、青年节等都 是教科书的内容。综合化是指教学内容涉及新加坡各种族文化的描写和讨论。这与殖民 时期只介绍自己种族的文化迥然不同。这种文化整合过程，使不同种族的学生能够共享 价值和规范。当这种跨种族的认识和态度倾向得到跨种族共同实践和经历的增强时，就 为共同的新加坡文化和认知的最后出现奠定了基础。
    1965年后，随着出口导向工业化策略的实施，人民行动党开始采用与外国资本结盟的 政策，并强调英语的重要性。由于英语学校维持较高的学术标准，有较好的就业机会， 结果家长纷纷将子女送到英语学校。英语熟练程度成为新加坡分层的中性标准。到1969 年，所有学生在小学毕业以后基本上按其英语才能分流进学术、技术和职业教育。到19 75年，所有学校，不管采用何种语言教学，都要用英语教科学和数学。英语很快成为实 际上的通用语言，而不再是遭人嫉恨的殖民语言。进入英语学校的学生大大超过进入其 他学校学生的总和。据统计，到1968年，57%的华人学生进入英语为主的学校，43%进入 华语为主学校[8]（p.8）。
    从这一阶段来看，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采取的同等对待四种语言以及强调英语的政策 ，导致新加坡在这一时期以西方文化为价值取向，以华语为载体的儒家文化不仅未得到 张扬，反而受到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