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80年代）。这是人民行动党大力推行儒家文化的阶段。随着新加坡社会的日 益开放和出口导向工业化的深入，特别是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社会各阶层的 抵制明显表现出来，具体表现为：种族和宗教褊狭的兴起；年轻人的西化倾向；少数种 族的政治分离感；有才能的年轻人的向外移民倾向。其中，对种族一体化影响最大的是 西化倾向。新加坡年轻一代的态度和人生观，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都有了改变。传统 亚洲价值观里的道德、义务和社会观念，在过去曾支撑并引导人民，现在已逐步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西方化、个人主义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西化倾向最严重的是受过高 等教育和从小接受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西化倾向具体表现为传统的三代同堂家庭逐步 解体；犯罪和吸毒现象增加，犯罪率居高不下；自私功利主义严重；改信基督教者增多 。（注：1980年新加坡10岁以上基督徒的数字占全国总人口的10.3%，1988年上升为18.7 %，其中60%是从信仰亚洲其他宗教改为信仰基督教的。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40%的学 生是基督徒，医学院学生中的基督徒占75%。参见Eddie C.Y.Kuo,John S.T.Quah and Chee Kiong Tong,Religion and Religious Revivalism in Singapore,Singapore:Ministry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1988,p.9.）人民行动党政府对此进行了反思，号 召新加坡公民回到他们基本的亚洲价值观，这主要通过公民课、道德教育、价值观教育 、学习母语和宗教教育等途径来实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儒家文化教育。
    1982年，吴庆瑞宣布在中学中强制实行宗教教育，在中学三四年级开设七门课程：《 圣经知识》、《伊斯兰知识》、《佛教研究》、《印度教研究》、《锡克教研究》、《 儒家伦理》、《世界宗教研究》，每个学生必须从中选择一门。在这些课程中，《儒家 伦理》最受欢迎[9]（p.257）。1982年8月，新加坡政府邀请熊介（纽约大学政治系）、吴 元黎（胡佛研究所）、唐德刚（纽约市立大学亚洲研究所）、杜维明（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 学系）等八名新儒学专家，协助教育部拟定儒家伦理课的教学大纲，并在此基础上制定 一个教学计划。这些学者就如何开设儒家伦理道德课程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在加 强学校儒学学习的同时，新加坡政府也重视对儒学的科学研究，希望通过这种研究，使 儒学这一古老的思想进一步适合现代新加坡的需要。1983年新加坡政府成立东亚哲学研 究所，其主要任务是弘扬中国儒家文化。为加强交流，该所举行过几次大型的儒家伦理 研讨会，邀请世界各国的儒学研究者进行对话和交流，特别是在1985年初该所举办的儒 家伦理研讨会上，一些儒学学者向新加坡政府提出塑造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包含各种 文化类型的独特的新加坡文化的建议。
    从这一阶段来看，这是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集中推行儒家文化的时期，儒家文化得到 张扬，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被削弱。但似乎也应该看到，强调儒家文化恰恰是对儒 家文化缺失的一种反应。同时，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对儒家文化的推行时间并不长。
    第三个阶段（90年代）。这是强调综合文化的阶段。新加坡政府推行宗教教育的目的， 主要是通过强化服从和忠诚，增强家长制关系，克服公民的不合作，抵御西化倾向，与 为与外国资本的结盟以及经济现代化服务。但随着1985年后转向同外国资本的多边结盟 ，以及政府在种族、人口和福利政策方面的调整，新加坡对意识形态合法性提出了新的 要求，导致宗教教育最终被放弃。放弃宗教教育还有其他原因：第一，新加坡政府试图 通过宗教教育改变其文化和政治发展的方向，使之趋向“传统的”价值观，这种改向是 以找到自己的根以及抵御“西化的腐蚀影响”来进行的，其目的是将儒家伦理政治化。 但独立后新加坡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在一个三分之二投资来自国外，弹丸之地有1000 多个外国企业的社会中，要做到这一点是极其困难的[7]（p.1096）。另一方面，从80年 代中叶开始，经济发展促使人们要求更大程度地参与公共政策，构筑其生活机会，限定 其社会职责，这与儒家伦理强调中央化领导、忠诚和服从格格不入。因此，儒家伦理的 政治化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这也是美国学者当初在为新加坡设计这一课程时要求新加 坡领导人极力回避的。第二，新加坡政府开展的宗教教育运动将西方价值观视为“坏的 ”，亚洲价值观视为“好的”，将新加坡社会中出现的所有不良现象都归结为西化的影 响，引起了在新加坡居住的西方人士以及一些受过西方高等教育人士的不满。同时政府 极力提倡儒家伦理，儒家伦理似乎成了英语之外的另一个精英科目，引起了其他种族特 别是马来种族的不满。[8]（p.119）第三，宗教教育也带来了政治上的不利后果。在文化 和政治层次的组织被镇压后，宗教机制成了新加坡最后一个仍然相对自主的社会组织。 天主教会与新教原教旨主义要求公开评价政府政策、人民行动党政治和意识形态霸权。 政府采用宗教教育本意在于抵御资本主义的侵蚀作用，但最终导致宗教热情的增长，这 与主导意识不一致。政府也担心在马来西亚和中东伊斯兰主义复兴的情况下，继续进行 宗教教育会导致马来民族主义的再度兴起。第四，儒家伦理同企业精神也有某些不融洽 之处。如儒家蔑视挣钱、强调节俭，与资本主义鼓励消费相悖。一方面在课本上宣扬努 力工作，遵守资本主义经济的游戏规则，同经理合作，但同时又教育学生贪婪是坏事， 财富在道德上是危险的。也就是说，新加坡政府在推行宗教教育时未注意到富裕给新加 坡带来的新的可能性。第五，宗教意识太分散，人们能够从中找到不直接支持资本主义 社会关系，甚至是反对这种社会关系的东西，而且宗教教育似乎在向年轻人灌输除国家 之外还有更高的权威和忠诚。
    1989年10月6日，新加坡议会宣布逐渐放弃宗教教育课程为必修课，学校上课期间自愿 的宗教教育也被禁止。1990年宗教教育课程在中学成为课外选修课。停止宗教教育计划 后，新加坡东方哲学研究所开始转向东方经济的研究，这种转变对新加坡的儒学运动是 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打击[10]（p.19），这也导致人民行动党直接转向发展自己的国民意 识。此前的1988年10月，新加坡第一副总理吴作栋在对人民行动党年轻一代的演讲中， 第一次公开建议新加坡发展自己的国民意识，制定一套各种族和各信仰的新加坡人均能 接受的共同价值观，作为未来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基础，并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关于共 同价值观问题的讨论[11]（p.212）。经过议会内外的广泛讨论，政府发布白皮书，将共 同价值观限定为：一、国家至上，社会为先；二、家庭为根，社会为本；三、关怀扶持 ，同舟共济；四、求同存异，协商共识；五、种族和谐，宗教宽容。[12]上述价值观被 描写为新加坡主要种族和宗教团体“共有”、“关键”、“共享”或“核心”的价值观 。
    从这一阶段可以看到，这一时期新加坡政府推行的实际上是一种综合文化。这是前两 个阶段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新加坡这个地缘关系和种族关系比较复杂的国度里，单 方面推行某一种族的文化是很难行得通的。推行“共同的”、“共享的”价值观，实际 上就是推行一种综合的文化，而不是某种单一的文化，这既是对前两个阶段文化发展的 反思，也是新加坡的现实使然。
    自新加坡获得内部自治后，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的文化政策经历了从多元文化向综合 文化的发展，也就是说，破坏殖民时期以种族为差别的文化的多元性，发展从四个主要 种族中采纳的为其共同拥有的“新加坡文化”。但在发展不同阶段，由于面临的问题不 同，有不同的文化取向。从其发展过程来看，很难看到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社会中一以贯 之的主导作用，因而也就很难断定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经济发展中起了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