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关于儒家文化与新加坡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笔者认为应将其放在新加坡的特定背景下 进行思考，既要看到儒家文化对新加坡现代化的推动作用，如儒家文化支撑了人民行动 党的“权威型”政治的基础，对人民的文化、心理、行为，甚至在总的精神趋向方面有 重要影响，但也要看到，儒家文化不是唯一对新加坡现代化产生影响的文化。在具体阐 述这一问题时，要处理好下述关系：
    首先，新加坡社会是一个由多种族构成的移民社会，不同种族的文化都对新加坡社会 产生了影响。在长期的殖民统治过程中，由于殖民统治者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各 种族文化缺乏融合、沟通和整合，导致各种族文化得以延续和固化下来。当然，各种文 化不是占据同等重要的地位。相对而言，由于英国殖民者在新加坡社会中的特殊地位， 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占据更重要地位，从西方的政治文化如议会、政党、选举制度 ，到具体的文化趋向如个人主义、竞争、法制等，都对新加坡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 重要影响。同时马来文化和印度教文化也对新加坡社会作出了贡献。在解释新加坡现代 化成功的原因时，不能片面强调其唯一性而排斥其他因素的影响，必须将东方和西方的 价值观结合起来考虑，从而对独特的新加坡情形作出适当的解释。
    其次，在新加坡实际上是两种伦理在起作用，一种是年轻人推崇的、更注重个人的清 教伦理，一种是比较年长的一代推崇的儒家伦理，这当中存在一种价值趋向的冲突。一 方面，作为孤立的个人，年轻人对于自己的权利具有强烈的意识，有强烈的生存和成功 观，强烈意识到法律的约束既保护了他的权利，又限制了他的野心，他们往往具有强烈 的竞争性和独立的市场观，重视专业和技术，关心如何确定自己的社会角色。另一方面 ，比较年长的一代对于自己和他人的相对地位有一种强烈的意识，对社群的观念不是建 立在自我利益和竞争的基础上，而是重视取得一致意见和相互合作的过程，将积极主动 的领导和政府的选择性干预看作是必要的。这两种类型产生了某些积极的后果，但也产 生了某种紧张、矛盾和冲突，而牵涉不同社会化过程的英语和华语教育使之进一步复杂 化。
    再次，儒家文化中既有与现代化相和谐的因素，也有阻碍现代化发展的因素。例如儒 学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显然不利于现代化的发展。儒家文化在中国生成发展了上千 年，由于将儒学政治化，并未导致中国现代化的实现，这是一个有力的佐证。认为儒家 文化促进了东亚现代化的理论，实际上是忽视了儒家学说中非理性的方面，在方法论上 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同时强调儒家文化是现代化的动力，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将东西方 价值观对立起来。如果说，儒家文化促进了现代化的发展，那也是儒家文化中的一部分 ，特别是与现代化相和谐的部分，而不是全部。
    最后，作为一个多民族和多种族的社会，新加坡有其普遍化的文化发展趋势，这种趋 势受制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与外国资本结盟的策略，具体地说，是寻求文化认同和普遍 观点的综合，是将各种文化进行创造性的一体化。“实现这种一体化的过程类似于掘一 口井。若是我们挖到了足够的深度，我们就应该达到人性的共同泉源和交流的真正本源 。若是不到这个深度，我们就会葬身于自己挖的洞穴里。假如我们根本不去挖掘，而是 指望从接近地面的一个共同泉源中汲出水来……这样的泉源是浮浅的，很容易干涸。” [1]（p.205）对新加坡这样的多种族社会而言，挖掘多文化的本源，从而达到社会的共同 泉源，才是唯一的途径。因此，新加坡独立以后，人民行动党实际上是将西方的竞争性 与儒家伦理的勤奋结合到一起，这是一种为接受西方的广泛挑战而转化的儒家伦理。这 种结合利用了儒家伦理价值中的某些重要方面，如重视集体的活动，甚于以个人为中心 的活动；重视一种完全融合的竞争机制，甚于西方挥霍的、横向和纵向的动力。由于儒 家伦理是在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巨大破坏的情况下在东亚重新出现的，必须有一个转变 过程，才能适应新的社会和政治现实以及新加坡的文化传统。
    四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儒家伦理和经济现代化之间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因果关系。新 加坡现代化的成功首先是西方直接输入资本主义方式的结果，在这当中儒家文化或中国 文化的若干传统因子起到了协调和适应的作用，使资本主义移植东亚后出现了许多与原 产地不同的形态，发展出了比西方形态资本主义更具增长动力的东方形态资本主义。新 加坡经济的高速增长既需要本土文化传统结构及意识形态的支持，也需要对这些本土文 化传统进行批判改造。既需要推动较大幅度的西化，也需要对某些西方文化的因素进行 过滤扬弃。可以说西方文化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先进技术和新价值思 想，而本土传统文化则对此扬弃、整合和调节，从而结合本土文化结构的基本规范而促 进东方形态的资本主义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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