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启蒙是中国现代新文化建设的主调。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影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使启蒙深入人心。然而，五四后的历史似乎改变了启蒙的走向以及知识分子对启蒙的关注。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陈伯达、艾思奇等人曾经发起过“新启蒙运动”，但毕竟只是昙花一现。那么，启蒙果真中断了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中国知识精英的觉醒，中国学术的艰辛发展并没有因战争而中断，思想启蒙亦未告中断，抗战救亡在很大程度上反而刺激和孕育了民族的启蒙。“抗战时代的西南各大城市，聚集着中国那个时代大多数的学者和文化人。重庆、成都、昆明、桂林，乃至一些县城和乡村，集中科学家和各类学者的密度之高，是前所未有，今日也难再现的”。那个时代，“砥砺志气，发愤为中华民族振兴而勤奋工作，切实研究问题的人，毕竟占大多数”。“那个时代的斗争，造就了整整一代人。那个时代是非常出人才的，社会科学领域还特别出成果”。[1] （P127）
    为了能够更清楚地解析这一关于启蒙的“反题”，我将认知的视角做了一定的转换：转向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学术发展中的不同学科的学术个案，转向当时学人的具体研究实践，试图通过对他们的特殊学术经历、学术成果的研究和分析，揭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学术发展的真相，并且从中找寻出解读启蒙问题的真实答案。因此，我这里所强调的启蒙则更侧重于对中国社会、中国实际和中国问题的认识。
    一、中国历史研究的新境界：侯外庐的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发生的最大的变化应该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蓬勃发展。而在这一发展中，我国著名史学家侯外庐（1903-1987）所做的具体研究颇值得引起关注：他在翻译《资本论》的基础上，努力尝试如何尊重中国历史实际，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研究相结合，开辟中国历史研究的新境界。
    侯外庐史学研究的归宿是关于中国社会的特殊发展规律问题。为此，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他集中主要精力，乘中国社会性质研究之余绪，着力于更深入的社会史研究和深刻的思想文化研究（侯外庐在回忆录《韧的追求》中坦陈：“我没有直接参加到30年代开始的社会史论战中去，一直取‘客观’的立场分析各家之见的成与败，不曾急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所以，我赢得了比较充分的时间来摸索自己的路。”这段话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侯外庐的学术研究理路，更能引起我们的深思）。
    思想史研究必须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是侯外庐学术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特点。他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是从中国社会史研究起步的，而他的中国社会史（尤其是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又是同“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他从事这一研究直接导源于他对《资本论》的翻译，以及20世纪30年代正在进行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包括“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侯外庐回忆说，“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是在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之前，由苏联学者提出来的，当时在苏联多次进行过讨论，争论得很激烈。在中国、日本历史学界都跟着或多或少地讨论过，但是人们并没有认为它已经解决。我在翻译《资本论》时已经接触到这个问题，因此，当它被人们提出来讨论的时候，我就感到它是关系到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不懂得生产方式，不弄清亚细亚生产方式究竟是什么，就不可能科学地判明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1] （P230）
    为了弄清“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真实含义，侯外庐首先做了全面的（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尽最大可能的）理论研究，他深研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马克思遗稿，由苏联汉学家费德林提供俄文译本，戈宝权翻译，定名《前资本主义生产形态》）等经典著作。特别是后者，对侯外庐的研究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他说，“这是我们能见到的马克思关于古代社会理论的文献中，一篇最详明的珍贵资料。我有幸在国内首先使用它。这份资料更使我增加了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理论勇气”。[1] （P233）
    那么，这份资料究竟给侯外庐怎样的启示呢？据他讲：“第一，这份遗稿对于古代（按：指奴隶社会）的生产形态，即东方的、古典的，是并列地论述的。这种提法，比别的文献讲得都明显、肯定。由此，表明亚细亚的（或东方的）和古典的生产方式，是古代社会‘构成’的两种财产起源的路径，当是无疑的。第二，这篇文章不仅讲了亚细亚的和古典的‘古代’的相同之处，也阐述了二者的相异之点。它指出，‘财产的第二种（古典的）形态也正像第一种（东方的），同样地产生了（它自己的）地方的、历史的等等本质上的多样性--是更为有变动、更为具有历史性生活的产物，是原始部落之命运注定的及其曾经变态的产物……在这里，各人的财产本身绝不是在第一种形态那样--是常由自然路径成熟的。’马克思把古典的古代，用‘常由自然路径成熟’这个特征表述出来，正说明这种‘发育正常的’与‘早熟的’东方形态之路径的区别。第三，文章还通过城市和农村的分裂，私有关系，以及生产过程的占有关系等，详细分析了亚细亚的和古典的古代文明的具体路径的不同，指出了这两种‘古代’的路径，都是由氏族公社的解体过程而生长起来的，只是第一种和公社密切结合，而第二种在后来把公社的氏族躯壳完全冲破了。”[1] （P234）
    基于这样的理解，1943年1月，侯外庐写出了《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之研究与商榷》一文（该文原题为《我对于“亚细亚生产方法”之答案与世界历史学家商榷》，1945年8月发表于《中华论坛》，收入《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论证了他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基本看法。
    1942年，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后为准确起见，更名《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重印）问世，该书前两章围绕着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争论，明确提出了自己对该理论的看法及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认识。在重印本导读中，侯外庐的学生张岂之特别指出，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作者“没有直接采取当时已有的某一种现成观点，而是重新作了追根究底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结论。作者说：‘土地氏族国有的生产资料和家族奴隶的劳动力二者间的结合关系，这个关系支配着中国古代的社会构成，它和‘古典的古代’是同一个历史阶段的不同路径’。这一结论是作者研究中国古代的理论基石，也是读者理解本书内容的必要前提”。从准确把握侯外庐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特点的角度来看，张岂之的这一解说是十分贴切的。
    在倾力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同时，侯外庐同样关注着思想启蒙的研究，特别是以明清为起点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研究，因为这也同样是揭示中国社会发展特殊规律的一条重要的线索。侯外庐的学生李学勤回忆说：“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想，在《中国思想通史》中分出单独的一卷，实在是含有深意的。前些时候（指2002年10月--引者注），我在西北大学‘纪念侯外庐先生诞辰百年学术研讨会’上，曾提到侯先生研究历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即要从思想史来研究社会史。对古代社会的考察，不能只从经济、政治等方面着手，还应从思想方面研究和切入，这个论点很深刻地反映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上层建筑与社会基础的辩证关系。侯先生重视研究明清之际的思想史，正是要由此深入认识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通过分析明清间他所称早期启蒙思想家的学说论作，来探讨中国传统社会怎样在走向衰亡中孕育了新的因素。《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是他这方面的早期代表作。到50年代末，他把主要精力用来主持编写《中国思想通史》唐宋元明部分，即第四卷，但对明清之际仍从未忘怀。第四卷下册的一大半，其实是这方面的扩大补充。作为他晚年对这段历史研究的纲领的，是他那时应苏联《哲学问题》邀请写的论文《十六七世纪中国进步哲学思潮概述》。细读此文，不难看出他的研究比之早年提高了很大的一个阶段。”[2]
    李学勤对侯外庐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的评价是准确的。的确，以启蒙思想为主要特征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正是侯外庐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通过深入的研究，使他对启蒙的理解随之大大升华了，从而奠定了其“研究中国思想通史的基业”（侯外庐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