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深入探究中国的“特殊”：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不仅中国学者关心着自己祖国的历史命运，西方学者同样对中国一往情深，关注着中华文明的兴衰。应该说，与中国学者相比较，外国学者似乎更为注意从学术与社会结合的深层，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发展特殊规律的探究。他们的关注，确实有助于弥补我们在既定“规范认识”下所造成的思维缺失，培育出新的学术增长点。这里，我想以英国已故著名汉学家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1900-1995） 与我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1901-1969）在抗战时期的学术交往为例，来佐证这一观点。
    对我国一般知识分子而言，对王亚南的了解，恐怕除了知道他是《资本论》全译本的译者之一，就是读过他的传世之作--《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官僚政治之经济的历史的解析）》（1948年10月正式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再版）。作为经济学家，王亚南何以对政治学乃至中国政治史抱有浓厚的学术兴趣？解谜的话，就要从他和李约瑟的相识谈起。据王亚南回忆，“1943年，英国李约瑟教授因某种文化使命，曾到那时尚在粤北坪石一带的国立中山大学（在此期间，李约瑟曾在重庆与侯外庐讨论过“老子思想”--引者注）。我在坪石一个旅馆中同他做过两度长谈。临到分手的时候，他突然提出中国官僚政治这个话题，要我从历史与社会方面作一扼要解释。他是一个自然科学者，但他对一般经济史，特别是中国社会经济史，饶有研究兴趣。他提出这样一个话题来，究竟是由于他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时对此发生疑难，或是由于他旅游中国各地临时引起的感触，我不曾问个明白，我实在已被这个平素未大留意的问题窘住了。当时虽以‘没有研究，容后研究有得，再来奉告’的话敷衍过去，但此后却随时像有一个难题在逼着我去解答。我从此即注意搜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资料了。”[4] （P14-15）经过多年的潜心探究，王亚南终于悟出了这项研究的奥秘所在；“在我的理解和研究上，认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历史演变过程有许多是不能由硬套刻板公式去解明的，但提出任何特殊经济发展规律固然很难，应用那种作为社会基础看的规律去解说历史上的一切突出的社会文化事象更属不易。中国官僚政治形态这种文化事象，将和中国社会突出的宗法组织、伦理传统、儒家思想等等一起成为我们所提及的中国社会经济特殊发展规律是否正确的考验。”[4] （P14-15）王亚南的这段学术总结是富有重要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的，它至少帮助我们解析四个至今仍令人困惑的疑难：研究中国社会必须从中国的事实、中国的实际出发，而不能从“硬套刻板的公式”出发；在整个世界文明当中，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独特的，有其特殊发展规律；社会文化的作用不应被忽视，在很大程度上，它会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官僚政治不是一种政治现象，而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对它的认知，直接关系到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特殊规律的认识。
    王亚南的揭秘标志着他的学术思想的理性升华。它不仅使我们明白了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真正学术含义所在，而且更使我们看重的则是这项研究与“李约瑟思维”的内在联系。正是从与外国学者的交流中，王亚南把握住自己“平素未大留意”乃至不想的真问题，从而开阔了研究视野，实现了研究范式的根本转变，这亦应被看作是一种独特的“思想启蒙”。
    四、战火中的反思：蒋梦麟的文化研究
    我在研究中西文化差异的过程中，一直有一个想法，这就是要以学术史为基本取向，通过中国近现代著名学人的学术传记（包括学术回忆），审视他们对中西文化内在价值与独特性的理性认知，并且从每一个学术个案中发掘出导引我们继续深入思索的重要理念和理路。
    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蒋梦麟（1886-1964）在抗日战争期间，在躲避日军空袭的防空洞中写就的自传《蒋梦麟自传：西潮与新潮》（该书原是用英文撰写的。英文本1945年在美国出版，而中文译本则于12年后由《中华日报》发行。两种版本都颇受欢迎，于是蒋梦麟决定继续写他下半生的自传，并定名为《新潮》。他说：“这本书里要讲的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经验。经验是宝贵的；可是宝贵的经验是付重大的代价买来的。”但令人遗憾的是，《新潮》最终并未写完）正好是符合我的上述想法的一本难得的好书。如大陆版（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封面所介绍的那样：“蒋梦麟是从中国学究的私塾走进西洋自由学府的人，他从古老的农村社会，走入近代的都市文明；从身经满清专制的皇朝，去接受革命思想的洗礼。他曾经在广大的外国人群里生活多年，又曾经在广大的中国人群里，尤其是知识青年人群里生活多年。他置身于中西文化思想交流的旋涡，看遍了翻云覆雨、沧海桑田的世局。”因此，他的心得体验绝对是特殊的。
    在该书的第33章，蒋梦麟专门以“敌机轰炸中谈中国文化”为题，说出了自己在战火中的文化感受，并且对比西方文化，理性地指出了中国文化所固有的缺失。他告诫自己的同胞，要认真反思近代以来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吸收”，因为这一“吸收的过程多半是不自觉的”。而目前“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吸收西方文化而避免严重的副作用。此项工作有赖于实验与科学的研究，因为实验和科学研究是推动心理、社会、工业各项建设的基本工具。不过这些工具仍然是西方的产物”。[5] （P338）
    蒋梦麟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最根本的差异在“道德与理智”，并坚定地深信不疑。“中国思想对一切事物的观察都以这些事物对人的关系为基础，看它们有无道德上的应用价值，有无艺术价值，是否富于诗意，是否切合实用。古希腊的科学思想源于埃及与巴比伦。巴比伦的天文学和埃及的几何学一样，都以实际应用为目的。但是希腊学者具有重理知的特性，他们概括并简化各种科学原则，希望由此求出这些科学的通理。这种追求通理的过程为天然律的发现铺平了道路”。[5] （P339）因此，他特别努力使国人了解发展理智的重要，学会探本寻源。从文化的教化意义上讲，这也理应视为“思想的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