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术救国、学术建国：贺麟的新儒学研究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如果说五四时代是中国新文化的开创时代的话，那么，抗战时代就是中国新文化绚丽多姿的时代。何以然？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用基本的史实说话，特别要联系当时学人的认知和具体学术成果加以佐证，而不能做任何想像或推论。这里，我试以我国著名哲学家贺麟（1902-1992）为个案，结合他的著述，力图对抗战时期的文化建设做一历史的还原，从而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现代新文化建设艰苦历程的认识。
    我注意到，抗战期间时任西南联大教授的贺麟是这样从文化的角度解读抗战时代和知识分子的心态的：“八年的抗战期间不容否认地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独特的一个伟大神圣的时代。在这期间内，不但高度发扬了民族的优点，而且也孕育了建国和复兴的种子。不单是革旧，而且也徙新。不但是抵御外侮，也复启发了内蕴的潜力。每个人无论生活上感受到多少艰苦困顿和灾难，然而他精神上总感到提高和兴奋。因此在抗战期间内每个人生活中的一鳞一爪，工作上的一痕一迹，意识上的一思一感，都觉得特别具有较深远的意义，格外值得回味与珍视。抗战期间，尤其抗战初期，所表现出来的健康的理想的乐观的思想，不幸容易为抗战胜利后所发生的种种令人悲观失望的现实情况（这些不良情况也可说是抗战期间潜伏着的病菌的暴发）所排除。然而我们应该尽量从各方面，特别从思想文化方面，去保持抗战胜利成果。”[3] （序言）显然，作为中国历史的独特时代，整个抗战时期的思想文化状态和思想文化成果是非常需要进行深入挖掘和深刻分析的。
    作为现代新儒学的代表，联系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对抗战时期新文化的展望，贺麟谈到如何正确认识儒家思想、看待儒家思想发展的问题。他说，“儒家思想是否能够有新开展的问题”，就是“儒家思想是否能够翻身、能够复兴的问题，也就是中国文化能否翻身、能否复兴的问题。儒家思想是否复兴的问题，亦即儒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儒家思想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是否可能的问题。中国文化能否复兴的问题，亦即华化、中国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民族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是否可能的问题”。[3] （P6）显而易见，贺麟在这里郑重提出了中国现代新文化建设的关键性问题，即儒化、华化、中国化西洋文化的命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相对于“中国本位文化”和“全盘西化”的文化观念，这一命题本身就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它揭示出中国现代新文化发展的基本目标。
    在贺麟看来，思想文化的发展、民族精神的弘扬是学术救国、学术建国之根本，首先有赖于个体的觉醒，是由个体所体现的。“如一个人能自由自主，有理性，有精神，他便能以自己的人格为主体，以中外古今的文化为用具，以发挥其本性，扩展其人格”。在这样的基础上，“如中华民族是自由自主，有理性有精神的民族，是能够继承先人遗产，应付文化危机的民族，则儒化西洋文化，华化西洋文化也是可能的”。我们最终“要求一自主的文化，文化的自主，也就是要求收复文化上的失地，争取文化上的独立与自主”。[3] （P6）
    贺麟还具体分析了“儒家思想新开展所须取的途径”，今天读来，仍感颇受启迪。他说，“欲求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在于融会吸收西洋文化的精华与长处”。“我们要能看出儒家思想与科学的息息相关处，但又要能看到两者的分界处”。“我们不必采取时髦的办法去科学化儒家思想。欲充实并发挥儒家思想，似须另辟途径”。这就是；“第一，必须以西洋的哲学发挥儒家的理学”，“第二，须吸收基督教的精华以充实儒家的礼教”，“第三，须领略西洋的艺术以发扬儒家的诗教”。[3] （P6）应该说，贺麟谈到的具体途径是现代新儒家的思想路径，沿着这条路径进行探索，“会使每个中国人都具有典型的中国人气味，都能代表一点纯粹的中国文化”。[3] （P6）
    针对于抗战的现状，贺麟更期望在抗战救国、抗战建国的基础上，实现民族文化的真正复兴。为此，他坚定地强调：“我们现在的抗战建国运动乃是有深厚的精神背景和普遍的学术文化的抗战建国运动，不是义和团式不学无术的抗战，不是袁世凯式的不学无术的建国”，“我们抗战的真正最后胜利，必是文化学术的胜利。我们真正完成的建国，必是建筑在对于新文化、新学术各方面各部门的研究、把握、创造、发展。换言之，必应是学术的建国。必定要在世界文化学术上取得一等国的地位，我们在政治上建立一自由平等独立的一等国的企图，才算是有坚实永久的基础。”[3] （P20-21）我们中国人必须明白，“学术是建国的钢筋水泥，任何开明的政治必是基于学术的政治。一个民族的复兴，即是那一民族学术文化的复兴。一个国家的建国，本质上必是一个创进的学术文化的建国。抗战不忘学术，庶不仅是五分钟热血的抗战，而是理智支持情感，学术锻炼意志的长期抗战。学术不忘抗战，庶不致是死气沉沉的学术，而是担负民族使命，建立自由国家，洋溢着精神力量的学术”。因此，“要以战斗的精神求学，要以求学的精神作战”。[3] （P22）基于这样的深刻感悟，贺麟在抗战时期发表了40多篇“有自己性格的烙印”的论文，实践着学术建国的主张。这些论文在战后（1946年）结集出版，定名为《文化与人生》，他在该书的序言中特别告诉读者：他的书“有我”，亦“有渊源”。“绝少人云亦云地抄袭现成公式口号的地方”。虽然“你也许看不见科学、民主、工业化等口号之重见迭出，然而如何使科学精神、民主精神弥漫浸透于人人生活中，如何使工业化有坚实深厚的精神的基础，本书或有指出进一步的努力，并提出深一层的看法的地方”。他还告诫读者：既“不作传统观念的奴隶”，也“不作流行观念的牺牲品”。要格外警惕“有许多人表面上好像很新，满口的新名词、新口号，时而要推翻这样，打倒那样，试考其实际行为，有时反作传统观念的奴隶而不自觉”。[3] （序言）要明白“从检讨这旧的传统观念里，去发现最新的近代精神。从旧的里面去发现新的，这叫做推陈出新。必定要旧中之新，有历史渊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3] （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