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在书中勾画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变化概况。作为北京大学的校长、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他见证了整个战时文化的变迁。虽然战争打破了他将北京大学建成中国学术中心的计划，但他却坚信“中国将在火光血海中获得新生”。为了中国教育的新生，他抱病筹建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使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经受了战火的考验和洗礼。对于战争的破坏性，以及知识分子在战时的颠沛流离，蒋梦麟充满乐观，并有其特有的看法：“学术机构从沿海迁到内地，对中国内地的未来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大群知识分子来到内地各城市以后，对内地人民的观念思想自然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另一面，一向生活在沿海的教员和学生，对国家的了解原来只限于居住的地域，现在也有机会亲自接触内地的实际情况，使他们对幅员辽阔的整个国家的情形有了较真切的了解。”[5] （P303）总之，“大学迁移内地，加上公私营工业和熟练工人、工程师、专家和经理人员的内移，的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战后的一段时期里，西方影响一向无法达到的内陆省份，经过这一次民族的大迁徙，未来开发的机会已远较以前为佳”。[5] （P303）蒋梦麟的这一看法恰好可以成为我们全面认知战时民族启蒙的一个重要的注脚。
    通过上述学术个案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正是抗战、民族救亡，孕育和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新的思想启蒙。他们的启蒙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内容各异，但归根结底，都突出显现着中华民族的思想觉醒。他们的启蒙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有其特殊意义。如果说五四时代的思想启蒙主要表现为对封建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的批判，以及对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和吸收，那么抗战时代的思想启蒙就更体现在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建设，以及如何把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同中国社会文化的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探求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独特发展之路。应该说，上述学术个案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启蒙，从而揭示出启蒙的深刻内涵。文中所涉及的几位学人大都出生于上个世纪初年，到了抗战时期，他们都已进入“不惑之年”，也就是思想的理性成熟期。因此，他们的思想觉醒、认知理路则具有更特殊的价值，值得后人倍加珍重。
    价值之一：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华知识精英为挽救民族危亡，虽政治倾向、政治态度不同，但共同为学术救国、学术建国贡献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之中构建中国现代新文化是他们的共识。他们不仅能够理性地看待本民族文化的复兴，也能够理性地认知西方文化。
    价值之二：我们可以看到，与五四时代的知识精英相比，上述几位有代表性的学人尤为关注对中国社会、文化特殊性的探讨（像侯外庐将“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应用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思想，贺麟则提出“儒化”、“华化”、“中国化”西方文化，王亚南对中国官僚政治特点的探究，蒋梦麟就中西文化差异性所做的反思），他们力图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通过对特殊性的探究，发现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这种求真与务实，正是中华民族最需要建构的理性，是思想启蒙的硕果。
    价值之三：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始终坚持学术至上，崇尚于“实学”，立足于客观的分析，反对空喊口号，反对把任何学理教条化、公式化，即便是对当时具有重大权威的理论和理论争论也要放到中国社会历史的实境中加以认识。
    价值之四：我们也能发现，上述学人都具有深厚的学养和鲜明的学术个性，绝不盲从，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他们各自的独特学术见解都是自我独立思想的真实结晶，是他们艰辛探索的自得之学。
    【参考文献】
    [1]侯外庐。韧的追求[M].北京：三联书店，1985.
    [2]李学勤。侯外庐与明清之际学术思想研究[N].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10-30.
    [3]贺麟。文化与人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7.
    [4]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5]蒋梦麟。西潮与新潮[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