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通古音、求古意，维护古籍之真
    顾炎武精通古音，著有《音论》三卷，《诗本音》十卷，《易音》三卷，《唐韵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这就是著名的《音学五书》。顾炎武的古音研究与历史文献学的关系，在他的《答李子德书》中说得比较明确。他说：“三代六经之音失其传也久矣！其文之存于世者，多后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辄以今世之音改之，于是乎有改经之病始。自唐明皇改《尚书》，而后人往往效之，然犹曰旧为某，今改为某，则其本文犹在也。至于近日锓板盛行，而凡先秦以下之书，率臆径改，不复言其旧为某，则古人之音亡，而文亦亡，此尤可叹者也。”（见中华书局影印本《音学五书》附）正是因为“古人之音亡，而文亦亡”，所以，准确地探求古音，对恢复和保护古籍的本来面貌，便不失为一重要途径。而纠正唐玄宗妄改《尚书·洪范》中的一字之谬，便是一典型例证。
    开元十三年，唐玄宗下了一道《改〈尚书·洪范〉“无颇”为“无陂”敕》，他在这篇敕文中说：“朕听政之暇，乙夜观书……每读《尚书·洪范》，至‘无颇’、‘遵王’之义，三复兹句，常有所疑：据其下文，并皆协韻，唯颇一字，实则不论。又《周易·泰卦》中‘无平不陂’，《释文》云陂有颇音。陂之与颇，训诂无别，为陂则文亦会意，为颇则声不成文。应由煨烬之余，编简堕缺；传授之际，差别相沿，原始要终，须有刊革。朕虽先觉，兼访诸儒，佥以为然，终非独断，其《尚书·洪范》‘无偏无颇’字，宜改为‘陂’，庶使先儒之义去彼膏肓，后学之徒正其鱼鲁……”（见《唐大诏令集》卷八一）这篇敕文涉及《洪范》下列文字，即：“无偏无颇，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唐玄宗认为，在这段文字中，除了第一句，即“颇”与“义”不协韻外，其它几句“并皆协韻”，因而断定“颇”字“不伦”，于是援引《周易·泰卦》和《经典释文》，将“颇”改成了“陂”。其实，这篇敕文虽讲得头头是道，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即顾炎武所指出，他们显然“不知古人之读‘义’为‘我’，而‘颇’之未尝误了”。（《答李子德书》）这是我国历史上因不懂古音而乱改古书的有名案例。虽然，宋宣和间朝廷曾下诏书，恢复‘颇’字旧文，但因回改不彻底，唐玄宗的错误影响至今仍存，所传殿本《尚书》，仍作“陂”字未改，足见其影响之大。
    顾炎武在《答李子德书》中，还列举了不少因不明古音而乱改古书的实例。例如《隋书》卷一三《音乐志》，载有梁沈约撰的《歌赤帝辞》，其中末四句是：“齐醍在堂，笙镛在下。匪惟七百，无绝终始。”这里的“终始”，本来作“终古”，它是从《九歌》的《礼魂》末一句“长无绝兮终古”直接演脱而来。顾炎武说：“古人读‘下’为‘户’，故“无绝终古”句正与上句“笙镛在下”句压韻。从文义来看，作“终古”亦十分切贴。屈原《离骚》有一句是，“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朱熹解释说：“终古者，古之所终，谓来日之无穷也。”这里正是说祭奠赤帝的礼仪“来日之无穷”之意。后人不察，改“古”为“始”，不仅失去了韵脚，而且文义也晦涩了。
    在顾炎武的《音学五书》中，《唐韻正》都凡二十卷。此书不仅规模大，而且考订翔实，引证极为丰富。为我们读通、读懂古书提供了极大方便。例如“景”字。顾炎武说：“古音於两反，即影字，晋葛洪始加‘彡’。”接着他引证了《诗经》、《山海经》、《墨子》、贾谊《新书》、《淮南子》、扬雄《剧秦美新》、《白虎通》，以及晋夏侯湛、陆机、郭璞等人的有关文字，阐释了“景”字的读音，并得出结论说：“按此字古亦当有两音，其大也、明也之训，当音居两反；形景之景，则音於两反。”（《唐韻正》卷九）把“景”字的两个读音、两种训释解说的十分清楚。再如解“衖”字。顾炎武说其字“古音胡贡反”，并说：“《楚辞》巷字一作衖。”这说明，在汉代以前，这两个字是通用的。接着，顾炎武对这个字作了下列解释：“今京师人谓巷为衚衕，乃二合之音。杨慎曰，今之巷道名为胡洞，字书不载。或作衚衕，又作。《南齐书》萧鸾弑其君于西弄。注：弄，巷也。南方曰弄，北曰。弄者盖衖字之转音耳，今江南人猶谓之弄。（《唐韻正》卷十一）这个解释贯穿古今，融会南北，把衖字的古音今意，以及其字音的演绎情况都勾勒得明明白白，其功力及其意义都是显而易见的。顾炎武对我国各地保留的古音极为熟悉，如“家”字，古音“姑”，又音“歌”，他说：“今山东青州以东犹存此音，如张家庄、李家庄之类，皆呼为‘姑’；至幽蓟之间，则又转而为‘各’矣。”（《唐韻正》卷四）这类解释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它使我们得以知道，所谓张姑庄、李各庄之类，都是张家庄、李家庄的古音，这里的“姑”、“各”，只不过是“家”的表音罢了，它们在字面上已没有任何意义。对于同音假借字，顾炎武亦阐释的十分清楚。如“不”字，“古音方彼反”，与“否”同音。他说：“按‘不’字古音‘丕’。从‘一’为‘丕’，从‘口’为‘否’。然古字多通用，如《诗》中‘不显亦世，不显不承’之类，皆是‘丕’字。其未然之词皆曰‘不’，转而上声则曰‘否’……”又引杨慎的话说：“‘否’之音义与‘不’相通，古二字多通用。”对有的通假字，顾炎武虽未作说明，但其所举例证，已足以使人明白其意。如“境”字，“古音居两反”。接着他举例说：“贾谊《新书》‘守卫捍敌之臣，诚死城郭封境’，《汉书》作‘疆’。”就是说，“封境”的“境”字，《汉书·贾谊传》引此文作“封疆”。顾炎武虽未作任何说明，但这个实例已足使我们明白，至迟在汉代，这两个字是通假的。这对我们读懂读通古书的确很有意义，它至少可使我们碰到这种情况，不致乱作猜疑，甚至妄改古书。
    与顾炎武古音研究相得益彰的是他对经书训释的探讨，在这方面，除《日知录》所涉有关内容外，《左传杜解补正》与《五经同异》两种著述是值得注意的。
    《左传杜解补正》共三卷，主要参用明人三部关于《左传》杜注的著作，并参以己意，对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进行了一些补充和驳正。顾炎武在本书卷首说：“《北史》言周乐逊著《春秋序义》，通贾、服说，发杜氏违。今杜氏单行，而贾、服之书不传矣。吴之先达邵氏宝有《左觽》百五十余条，又陆氏粲有《左传附注》，傅氏逊本之为《辨误》一书，今多取之，参以鄙见，名曰《补正》，凡三卷。”这就是说，本书援引北周乐逊《春秋序义》以贾逵、服虔说“发杜氏违”的先例，主要参酌邵宝的《左觽》、陆粲的《左传附注》，以及傅逊的《左传注辨误》等书，补杜预《集解》的未备，并正其失。邵氏的《左觽》一卷，是邵宝读《左传》的札记，杂论书法及注释，全书共一百五十条左右。陆粲的《左传附注》凡五卷，前三卷皆针对杜预注所发，后二卷则兼及孔颖达和陆德明。至于傅逊的《辨误》，全名为《左传注辨误》，凡二卷。亦皆针对杜预注而发。顾炎武对这三部书极为重视，他在《日知录》的《左传注》后就特别指出：“凡邵、陆、傅三先生之所已辨者不录。”（该书卷二七）足证顾炎武对这三部书极为精熟，影响至深，故他屡次提到这三部书。事实上，顾炎武在《左传杜解补正》中所征引的书，远在上述三书之上，而大多是顾氏自己的发明。如隐公元年，在著名的《郑伯克段于鄢》这段文字中，有“庄公寤生，惊姜氏”一句。对于“寤生”，杜预注释是寐寤而庄公已生”。顾炎武认为“恐无此事”。他引应劭《风俗通》的记载，对杜氏之说提出了异议，《风俗通》说：“儿堕地能开目视者为寤生。”（卷上）其说虽未必正确（今一般认为脚先头出为寤生，是一种难产胎位，故使姜氏大惊），但已显然比杜预说更近于情理。再如僖公五年，宫之奇谏假道，其中有“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从，是以不嗣”的话，顾炎武说：“不从者，谓太伯不在太王之侧尔。《史记》述此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亡去为不从，其义甚明。杜氏误以不从父命为解，而后儒遂傅合《鲁颂》之文，谓太王有翦商之志，太伯不从。此与秦桧之言莫须有者何以异哉！”（卷上）这些都是顾炎武旁引它书，以申述自己的见解。对当注而杜预未注的，顾炎武都进行了补注。如隐公四年有云：“卫国褊小，老夫耄矣，无能为也。”对于这段话，杜预只注了“八十曰耄”，未及“老夫”，顾炎武补注说：“《曲礼》，大夫七十而致仕，自称曰老夫。”为什么说“老夫”在这里应当作注呢：这是因为“老夫”与“耄”在这里是性质相等的词，“耄”既当注，“老夫”即亦当注。除外，对于杜预在注释体例上的失误，顾炎武亦一一指出。如隐公五年，记“曲沃庄伯以郑人、邢人代翼……”杜预注云：“邢国在广平襄国县。”顾炎武说：“按此解宜移在上年卫人逆公子晋于邢之下。”这是因为，注释某词某语，必须在此词此语首见时出释，这是自古以来的通例，它可以避免出释的随意性。一般来说，在同一卷中，同一个词不应重复注释。如僖公五年，诸侯会盟，郑伯对周天子的命令感到高兴，又对没有朝见齐国而感到害怕，因而“逃归不盟。孔叔止之，曰：……”杜预注：“孔叔，郑大夫。”顾炎武指出：“孔叔解已见三年，此重出。”这些都是从注释体制上纠正杜注之失，足可反映顾炎武治学一丝不苟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