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技术的输入，也推动考证学的改进。例如我国虽已绘画了多种地图，但对面积等的计算都不精确。《汪康年师友书札》（二）录高凤谦与汪氏书云：“胡文忠地图为中国最详之本，惟当时测量之学未兴，纯仍旧本，不免错误”。至是，始用新法测算，改订旧图。
    最早引进外文资料以考证中国历史的是洪钧。光绪间，洪氏任驻外公使，得利用波斯、阿拉伯、俄、法、英、德、土耳其诸国的资料，撰《元史译文证补》30卷，“证中国所未确”，“补中国所未闻”，李思纯《元史学》谓：“此方法实为中西交通后无论何项学术皆可应用，而洪氏能首开先路，独辟新途”。
    民国初年，罗振玉、王国维等对殷墟甲骨等实物资料的研究，成为吸引知识界的新事物。试检《鲁迅日记》所附“书帐”，便可看到他从1915年至1921年期间，对新出的古物图录和考释，几乎是见书即购。
    叶恭绰《汉晋木简序》云：“自斯坦因入新疆，为大宗之发掘，于是我国竹木简之见于世者顿增数百事，罗叔言氏首辑印若干为《流沙坠简》，我国学术界惊为破天荒之一事。”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追叙从民国十年春起，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图书馆看了许多书，而“最得到益处的是罗叔蕴先生（振玉）和王静安先生（国维）的著述”。顾氏说：“我始见到商代的甲骨文字和他们的考释，我始见到二十年中新发现的北邙明器、敦煌佚籍、新疆木简的图像……我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
    民国十四年（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学校研究院讲《古史新证》，对这一时期由于地下实物的出土而促使考证学发展作了总结。王氏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吾辈因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注：《古史新证》，最早发表于1927年10月出版的《国学月刊》第8、9、10期合刊。1935年，北平来薰阁据手稿影印单行本。此据台湾文化出版公司印行《王观堂先生全集》第6册。）
    在辛亥革命后的十几年间，代表考证学主流的是王国维。在1922年8月28日《胡适的日记》里，把当时的考证学家章炳麟、叶德辉、罗振玉、王国维4人作了比较，胡氏说：“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兹略举前人对王氏学术的评述，以表明其时考证学发生的蜕变。
    1.从以经学为中心转向史学。
    历来考证学的中心是经学。即使如钱大昕、崔述等史家，也强调以史翼经，以史附经，考史须折衷于《六经》。这是束缚考证学更新的枷锁。但到王国维便不同了。王学的中心已转向史学。吴其昌《王观堂先生学述》云：“先师非经学家，其治经学的主旨，乃在推证古史”。“先师之推证古史，其主要根基系统乃在小学”。“先师之治小学，从金石甲骨以证合《说文》，其目的亦在古史”。“先师之治宋元戏曲，亦主旨重在整理其已往之史料”。“先师晚年专治西北地理史事”。（注：《国学论丛》第1卷第3号。）王国维把考证学的中心，从经学转向史学，这是近世学术史上的大突破。
    2.从抱残守缺转向吸取新事物。
    清儒称考证学为“古学”，其倾向是“好古”，即使注重贯通的高邮王氏，也插架无唐以后书。但王国维已大量吸取新事物。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云：“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的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此先生之书所以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编》二编。）
    3.从古籍整理转向探讨古代制度变化的轨迹。
    清儒考史，局限于整理古籍。王国维也有对《竹书纪年》的考证等，为学术界所重视，但其考证古史的最可贵的成果，乃是对殷周制度变革的探讨。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云：1917年7月，“撰《殷周制度论》成。按此篇虽寥寥不过十数叶，实为近世经史之学第一篇大文字。盖先生据甲骨及吉金文字，兼以《诗》、《书》、《礼》参之，以证殷之祀典及传统之制，均与有周大异。而嫡庶之别，即起于周之初叶，周以前无有也。复由是于周之宗法丧服及封子弟尊王室之制，为具体之解说，义据精深，方法缜密，极考据家之能事，殆视为研究古文字学及古史学之归纳的结论可也。”（注：《国学论丛》第1卷第3号。）从琐碎的史籍考证发展到探讨制度的演变，这是王国维把考史之学推进到新境界的主要标志。
    1927年，王国维沉渊而死。嗣后，陈寅恪、陈垣等继续为史学考证作进一步的建设。
    之前，从司马光到钱大昕都善于对史料进行比较对勘，考证异同，如近人俞嘉锡《黄顾遗书序》所言：“一事也，数书同见，此书误，参之他书而得其不误者焉。一语也，各家并用，此篇误，参之他篇而得其不误者焉。”（注：《俞嘉锡论学杂著》下册。）但是，区别历史记载正确与错误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学术界从经验得知，必须是时间、地点和人事的综合。钟琦《皇朝琐屑录》卷16留给我们一个典型的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