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年，以绥远将军马尔赛纵寇伏法。赵翼《皇朝武功纪》谓策凌急檄马尔赛出归化城邀击准噶尔，闭关不出，故上命杀于军前。魏源《圣武纪》谓此战在漠北不在漠南，何由绕二千里之归化城乎？按《朔方备乘》，是时马尔赛在拜达里克城，不在归化城也。
    这里把三种记载作比较，判定赵翼误记。其方法是把时间、地点与人事作综合的考核。基于积累的经验，陈寅恪发明了考证史事的公式。据其门弟子所记：“先生自述所用的考证方法，先确定‘时’和‘地’，然后核以人事，合则是，否则非。”陈氏把“时”和“地’的交叉点，比喻解析几何之Gartesian Point。（注：蒋天枢《陈寅恪先生传》，载《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
    为建设史料考证的各种辅助科学，陈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陈乐素《〈陈垣史学论著选〉序》说：1925年以后的几年里，陈垣“着重于目录学、史源学、校勘学、避讳学、年代学的研究”，他的《中西回史日历》、《二十史朔闰表》、《史讳举例》、《校勘学释例》等名作，都撰成于此时。其后，在抗日战争中，陈垣作《〈通鉴〉胡注表微》，其中有《校勘篇》、《考证篇》、《辨误篇》等，也都是总结史学考证经验的续作。
    在本世纪的最初30年间，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老一代人，为我国史学考证的科学方法完成了建基的工作。
    然而，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不能满足于这一步。“史学所以经世。”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迫切要求史学界把精密的考证成果升华到理论高度，从而帮助政治家们揭示现代中国从贫弱走向富强之路。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序》反映当时的史学动态说：“以前所谓史学只达到事实的表面，现在应该探求它的核心了”。这是得到唯物史观启蒙的结果。
    唯物史观给中国知识界提供了崭新的科学理论：（1）社会的存在决定意识。（2）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乃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基本矛盾。（3）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人们开始用这些原理观察和解释王国维等的考证成果，通过现象看本质，把历史学推上了高峰。其主要代表是郭沫若。1930年，透氏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他是把考证学与唯物史观相结合的先驱者。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军国主义进攻我国东北的炮声，激起我国的知识界奋起救亡。1934年，陈寅恪发表《李德裕归葬传说辨证》一文，据洛阳出土碑版，考实李德裕之所以得从贬所归葬，是因唐宣宗追叙其积粟以备西北边患之功。由此兴叹：“此点关系唐末五代及宋辽金元之世局颇巨”，启发读者关切民族盛衰，反对“粉饰敷衍苟安一时之下策”，含意深长。（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编》二编。）与此同时，曾受乾嘉考证学严格锻炼的吴承仕、范文澜等一批志士仁人，率先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中国人民创造历史，鼓舞爱国群众抗日救亡的斗志。
    考证学为爱国主义服务，考证学与唯物史观相结合，为未来的中国新史学行奠基礼。
    二、考证学的准则——“言必有据”
    考证重在证据。胡适《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一文强调说：“历史的考据是用证据来考定过去的事实，史学家用证据考定事实之有无、真伪、是非，与侦探访案，法官判狱，责任严重相同，方法的谨严也相同。”他要求“凡做考证的人，必须建立两个驳问自己的标准”，“第一个驳问是要审查某种证据的真实性；第二个驳问是要扣紧证据对于本题的相干性”。（注：《胡适选集》（考据），台北《文星丛刊》106号。）只有证据确凿，才能作出绪论。
    从事考证的老前辈都提倡慎于下笔，严于取证。如汤用彤撰《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就是这样。《胡适的日记》：1937年1月17日，“读汤锡予的《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稿本第一册，全日为他校阅。此书极好”。1月18日，“到北大，与汤锡予先生畅谈……锡予的书极小心，处处注重证据，无证之说虽有理亦不敢用。这是最可效法的态度”。刘文典撰《庄子补正》也是这样。“其著书之例，虽能确证其有所脱，然无书本可依者，则不之补。虽能确证其有所误，然不详其所以致误之由者，亦不之正。”陈寅恪为作序，叹为“天下之至慎”。陈垣《〈俞嘉锡论学杂著〉序》言，俞氏“下笔不苟”。“他引用史料一定要穷源究委，找到可靠的根据，才写在论文里”。
    然而，智者千虑，难免一失。这里举几个名家失误的事例，以供借鉴。
    一是顾炎武以意揣度之误。钱大昕《跋〈金石文字记〉》云：“昆山顾氏论《开成石经》缺笔之例，自高宗至明皇，以祧庙而不讳，信矣。至文宗讳涵而不缺笔，则引古者卒哭乃讳，以证生不当讳。此考之未审，而强为之词也。秦汉以后，御名未有不避者……文宗本名涵，及即位，改名昂。既有改名，则旧名固在不讳之条。《九经》无昂字，设有之，亦必缺笔也。亭林偶未检《唐史本纪》，以意揣度，遂有此失。”（注：《潜研堂文集》卷30。）
    二是孙诒让粗心举证之误。陈垣《关于〈四十二章经〉考》一文有云：“考证史事，不能不缜密。稍一疏忽，即易成笑柄。孙仲容为清末大师，其所著《〈牟子理惑论〉书后》据《牟子》以证《老子河上注》为伪，谓《牟子》多引《老子》，而篇末云所理三十七条，兼法《老子·道经》三十七篇。今所传河上公注本《老子》，分八十一章，而《汉艺文志》载《老子》有《傅氏说经》三十七篇。彼此互证，知汉人所见《老子》，固分三十七章，今《河上注》不尔，足明其为伪本云云。夫《河上注》之真伪，另一问题。然因《河上注》分八十一章，遂谓与牟子所见《老子·道经》三十七篇不合，遽指为伪；不知《河上注道经》何尝非三十七篇，所谓八十一篇者，与《德经》四十四篇合计耳。”（注：《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