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利用人证
    考证古代史，只能利用纸上和实物的资料。考证近代史，又可从当事人获得确据。兹举两例：
    1.王国维逝世后，清华研究院师生误以为王氏于清末曾在学部所属图书馆任编辑，经推荐王氏至学部供职之罗振玉驳正，谓王氏所在单位不是图书馆而是学部图书局。
    按，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有“图籍艺风充馆长”之句，罗振玉见而致书陈氏云：“此篇中间叙图书局，似误混为图书馆。图书局直隶学部，主编译教科书及审定等事，其局长以丞参兼之。至图书馆，庚辛间始开创，馆长为艺风。忠悫未尝任馆事也。”（注：罗振玉的这封信附见于《国学论丛》第10卷第3号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后。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也误学部图书局为图书馆。王德毅《王国维年谱》已订正。但近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出版的《中国文献学史》下册第1241页，叙王氏简历仍有“一九○九年充图书馆编译”云云。）艺风，缪荃孙。忠悫，清逊帝溥仪予王国维谥。
    2.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推论太平天国革故鼎新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影响。被五四当事人胡适提出反证。
    《胡适的日记》：1937年2月21日，“读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一册。下午，尔纲与吴春晗同来。我对他们说：做书不可学时髦。此书的毛病在于不免时髦。例如一三二页说：‘这种种的改革，都给后来的辛亥时代以至五四运动时代的文化运动以深重的影响。’我对他们说：我们直到近几年史料发现多了，始知道太平天国时代有一些社会改革。当初谁也不知道这些事，如何能有深重的影响呢？”罗尔纲《师门五年记》也载此事。其中引胡适语有云：“你又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受了太平天国通俗文学的影响。我还不曾读过太平天国的白话文哩。”
    上举两例充分说明，人证对考证近代史料的重要性。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师生在对《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的编辑过程中，曾及时发挥了人证与书证、物证互证的作用。
    （五）重视调查访问的资料
    近世较有政治头脑的文人留下了一些调查访问的史料，弥足珍贵，值得重视。兹举两例：
    1.张佩纶《涧于日记》：
    （光绪六年九月初四日）与蔡辅臣告士、容舫侄出都，辅臣同载至八里桥，顾辅臣曰：“此可守也，僧邸何以致败？”舆者曰：“君不见某公墓树乎？僧邸将战，先期命农家皆割新禾，守冢户皆刊林木，于是千里之内一无障蔽，意欲便骑兵驰逐，反为英人所乘，遂致败绩。”今他冢均植新树，惟某公墓树皆截顶，望之惨然！
    此是实地从群众中得来的真实史料，它具体地反映了1860年僧格林沁骑兵部队于八里桥抗击英国侵略军之所以失败，乃是由于指挥官对世界近代战争的无知。
    2.赵烈文《能静居日记》：
    （同治四年闰五月初七日）未刻，至仪征……申到纱帽州，大雨如注，街市为皖南镇刘松山兵占满，无可落足……闻刘军索饷，住此不肯前，渡江甫一营，尚有五营在江南螺丝沟、东易一带，在在皆满，行旅为之断绝。
    （初八日）同趁船彭姓副将道刘镇松山之谬。初发皖南，绐士卒至芜湖领饷，至芜湖后云须至金陵，至金陵领得五万，乃寄己家至八千金，自哨官以上皆有分，独兵勇无有，复云须过江发饷，且云江口不过三十里，士卒行至螺丝沟不啻百余里，己拥大舟粮运中流而进，士卒终日不得食，故怒甚而哗，连日来往南北岸调停解说，则已晚矣。又其平时各勇告假，以须偿欠，皆坚勒不许，至勇丁耐苦不得自去，则此款领到后全归乾没。旧制勇丁须五百人一营，今则三百人已为满数，故一充营官统领无不立富，家中起房造屋，水面连大舟，四出营利，而士卒恒半菽不饱，人心思乱，已非一日云云。予昨见中堂原奏，皖南之勇如愿北行，则全军赴徐，否则只令统将前往。以自霆军哗变，不敢强多勇北行。其札刘镇亦如此。乃婉转诳诱，不知所居何心！又在扬见随身之勇，行役甚劳，而统将提督张诗日绿轿红伞，无复从军之概。自古吏治患在中饱，今军中亦然，危哉危哉！
    按，刘松山被官书公牍粉饰为湘军最朴诚的大将，所部老湘军是未腐败的劲旅，但与其实际有天壤之别。赵烈文的目击记，正暴露了所谓“同治中兴”的真相。
    （六）理清历法
    阅读和排比近代中国史料，往往涉及几种历法的交错。清朝沿用的农历与民国改用阳历的交错；清朝“时宪书”的干支与太平天国“天历”干支的交错；西历的星期与天历星期的交错，等等。稍不审慎，即致谬误。
    近世著名小说《孽海花》的作者曾朴死后，其长子虚白为作《年谱》。《曾虚白自传》：“这份《年谱》虽然供给了研究父亲生活的作家很多资料，但因我只凭父亲所遗《日记》等零星手稿与平日闲谈可能的记忆，在短时期内仓卒写成，经热心读者指摘错误者已有多处。特别不可恕者，当时为求民前民后纪年统一起见，概用公历纪年，而计算疏忽，竟先后差了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