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学与中国近代史研究(5)
对旧的“书目”的错误,应予订正。如高枬《庚子日记》,因作者官至都察院给事中,故又题《高给谏日记》,而《义和团》(资料丛刊)所附“书目”误以“给谏”为人名,为吴湘相氏所讥。见吴著《近代史料举隅》所辑《史料与史学》一文。 (二)继续发展辨伪学 1.辨伪书 清儒揭露了不少伪造的思想古籍,有些尚有利用价值。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言:“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编》二编。)。但近代史料中的伪书却只能起淆乱视听的坏作用,必须加以揭露和清除。 辨伪的方法,是将伪书的内容与真实记载相对勘,发现破绽,抓住铁证。罗尔纲从胡适那里学到此法,用以识破《江南春梦庵笔记》是太平天国史料中的一部大伪书。其经验尤为突出。 按,此书出笼于光绪年间,伪托太平天国赞王蒙得恩的亲信沈懋良所作,作者自称其资料皆得自蒙得恩。所记太平天国的官制等都古怪离奇,欺骗了不少读者,包括朱希祖、谢兴尧等著名学者。但它留下了作伪的马脚,终于被罗氏所揭露。特别是蒙得恩于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死去,有洪秀全的文书为证,而此书却记甲子十四年蒙得恩在天王宫值宿,岂非见鬼!至于对蒙得恩的年龄、家庭等情形,沈懋良也是下笔即谬。由此判明,作者并非真是蒙得恩身边的人,所写的资料也决非得自蒙得恩而是捏造的。 在罗先生的启发下,我于80年代揭露了太平天国史料中的又一部伪书《磷血丛钞》。 2.辨伪物 伪造的近代文物不少,我们必须细心鉴别,以免上当。1956年春,我在扬州见一“汉砚拓本”,砚侧有太平天国大将赖文光题字,即作为“新史料”发表于《光明日报·史学》。感谢荣孟源前辈,立即撰文诃正。荣氏用“内证”法指出“题字”种种破绽,肯定是赝鼎。其一,“题字”与太平天国制度不符,如赖文光自署“平天贵”,太平天国从无此爵。其二,“题字”与太平天国史实不合,如杨秀清早于丙辰六年死于内讧、赖文光怎能于己末九年还向东王献汉砚呢? 我终身铭记荣氏的教诲,并经常与诸生讨论,引以为戒。 (三)辨误 1.辨笔记资料之误 陈垣《全谢山联姻春氏》一文有云“随笔杂记之属,有裨于史学。然史学重考证,如只凭记忆,或仅据所闻,漫然载笔,其事每不可据”(注:《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近代的笔记资料尤多,必须核其史源,辨其错误。 如清末宣统年间在上海发行的《刍言报》,陆续发表了该报创办人汪康年谈掌故的短文,其后汇辑为《汪穰卿笔记》。其中有一则赞胡林翼云: 胡文忠病,尝饮王远仲药而愈。已而治兵黄州时,军事方急,前病复发,或劝迎王,文忠曰:“安可因己求生,置人危地。” 这里,汪康年弄错了为胡林翼治病的人名和胡氏病危的地点。按,为胡林翼治病的是湖北道员张曜孙字仲远,不是王远仲。此次胡氏病危的地点是安徽太湖县,不是湖北黄州城。兹以《胡文忠遗集》(86卷本)与之核对的结果如下: 胡林翼于咸丰十年春间在黄州发病,由张曜孙为之诊治而暂愈,是年三月二十八日,胡氏《复荆州府唐荫云》:“弟请假一月,仍在营调养,现服张仲远方,颇有成效。”旋移驻太湖。冬春之际,病又大发,官文拟遣张曜孙从武昌前往诊治,胡氏于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复官中堂》云:“林翼大病五月……前闻仲远之病而不敢请。继因太湖虽守备皆完,而以烽烟之地,迎客以求自活,究非人情。今则病势危笃,一日不如一日,来亦无及矣。”汪康年的这则笔记,就是从以上故事附会而来的。 又按,张曜孙仍即日赶到太湖为胡氏治病。咸丰十一年三月初十日,胡林翼《复官使相》:“仲远初九日到营,其言病状甚悉,仲远必已另函致省中矣。”十三日《致官揆帅》:“仲远之药已服三帖,亦尚相安。”由此可见,汪康年的短文不仅疏误,而且有断章取义之嫌。 2.辨社会传说之误 近代的社会传说甚多,必须核实,订正讹误。如义和团运动时,清廷顽固派杀不附己之大臣徐用仪、许景澄、袁昶等,一时社会传诵袁昶所撰与许景澄合奏忤慈禧太后之三摺稿。著名学者俞樾据以写入许景澄墓志铭。但经民国初年清史馆同人查档,发现此三摺并未入奏。章梫《一山文存》卷三,《袁昶传后》云: 三忠授命后,海内传袁忠节三摺稿甚著,俞曲园先生撰《许文肃墓志》亦采之,谓许与袁合奏者。予在史馆复纂《许文肃传》,即据以辑录。迨复纂《袁忠节传》,初辑者备录三摺,顾亚遽前辈瑗复纂其后二摺,签云:“实未入奏”。予又遍查军机、内阁、奏事处各档,五月以后,七月初三日以前,实无袁忠节摺件。许文肃有二摺,亦均言他事,则袁之第一摺亦未入奏者,因并删之,兼删《许文肃传》与袁合疏之事。 由此可见,对近代的社会传说,不可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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