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读1951年上海出版公司据手稿印行的《鲁迅日记》时，因见从民国元年起九年间，纪年都用干支，遂误以为仍按农历计算。但随后读到他的《乙卯日记》：2月14日，“晴，旧历乙卯元旦，星期休息。”于是始知其月日都已改阳历。
    近年我与诸生排比近代史料，充分利用了郭廷以、荣孟源等前辈对历法的考证成果。吴子善中补前修之未密，撰成了《太平天国历法研究》一书。
    （七）熟悉制度与地理
    钱穆老前辈经常叮咛门弟子，研究历史必须有两只脚：一是制度，一是地理。兹举一失误的事例，说明这二者是考证近代史料必下的工夫。
    张謇《柳西草堂日记》载光绪十八年（壬辰）会试报罢后闻闱中事云：
    （四月十二日）子培来，为述子封语，为之增感。盖常熟师于江苏卷上堂时，无时不谕同考细心校阅……旋四川施某荐刘可毅卷……力谓此系张季直卷……尝问爽秋，以文气跳荡辨其非。填榜之先，子封请观其卷，以孟艺及诗秦字韵，力决及非。常熟叹为无可如何。拆封时又于红号知为常州卷也。卒乃见此卷果刘可毅。于是常熟、寿阳及子封亟查予卷在第三房冯金鉴所……早已以“词意宽平”而斥落矣。
    按，张謇称会试正副总裁人名都用籍贯地名代。常熟，众所周知指翁同和，此次会试的正总裁。寿阳，指祁世长，山西寿阳人，此次会试副总裁之一，其事迹详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影印的《寿阳祁氏遗稿》中的《祁太府君行述》。查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上海图书馆珍藏的《清代朱卷集成》第73册，光绪壬辰会元刘可毅卷，翁同和评“奇才奇才”。祁世长评“通才也，国器也”。他们是共同把它揣作张謇所撰而定为会元卷的，不意误中了刘可毅。于是翁、祁与同考官沈曾桐一起追查张卷下落，始知已被第三房同考官冯金鉴所斥落。爽秋，袁昶。子封，沈曾桐，曾植（子培）之弟。近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翁同和传》第391页用白话译述了这段张謇的《日记》，有“事后，翁同和、孙家鼐、沈曾桐等四处寻找张卷，结果发现在第三房冯金鉴（心兰）那儿”云云。这里，作者把“寿阳”误混为“寿州，遂把孙家鼐顶替了祁世长。查安徽寿州人孙家鼐不在此次会试考官之列，怎能擅自入闱，参加追查张謇试卷的下落呢？此事告诉我们，对制度与地理的考证，不能不密。
    我对这两方面的工夫也很浅薄，但门人中已有注意及此的，如华强撰《太平天国地理志》、周新国撰《太平天国刑法研究》，等等。
    四、结束语——古为今用
    在陈垣老前辈逝世时，北京大学邵循正教授写了一副士林传诵的挽联：“稽古到高年，终随革命崇今用。校仇捐故技，不为乾嘉作殿军。”考证中国近代史，离今不远，关系密切，尤其要重视古为今用。
    在近代中国，最大的是非，是爱国还是卖国？这是史学考证必先分辨的头等大事。例如围绕英国侵占我国香港，史学领域曾激起一些旋涡。其一为对民族英雄林则徐的评价问题。按，在中英鸦片战争时，清政府内部有反抗和投降的两种人。林则徐千古流芳，琦善万年遗臭，这是在清季即已有定评的。然而世界上却有极少数史家想对此翻案。他们罗列当时英强我弱的史料，论证中国必败，说什么林则徐侥幸在临战罢官，否则必将在英国炮舰面前损兵折将，身败名裂。由此推断琦善的对英投降，割地赔款，是当时中国唯一“正确”的外交政策。但是，对照考证学的准则，这种想当然是不能成为结论的。因为林则徐统兵抗英，是胜是败，未见事实。怎能凭揣度作为对琦善卖国政策喝彩的根据呢？清同治八年三月廿四日，直隶总督曾国藩与幕僚闲话：尽管林则徐也有缺点，琦善也有优点，“然至今有讥林公为非者，天下必从而唾骂矣”（注：曾国藩《手写日记》：同治八年三月廿四日，“酉正至幕府一谈”。未叙所谈内容。此据《桐城吴先生日记》卷5“时政”。）。由此可见，对林、琦二人的功罪，广大人民已有公论。谁想要把它颠倒过来，必遭天下的唾骂，他们企图以推论取代考证，是不科学的。
    注释：
    ⑦《朱文公文集》卷59。吴仁杰，字斗南，著《两汉刊误补遗》等考史之作。
    （29）见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