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的繁荣表明中观理论不再只是哲学家的专利。从兰克的实证主义史学起，史学家早已不满足只作为历史哲学的旁观者。他们既反对空疏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也不满于分析派、批判派的逻辑性和抽象性的纯粹理论。史学家的史学理论一般是隐性的，寓于历史研究的实践之中，是对经验历史学切实可行的实用性理论，而不是空洞的说教或仅仅停留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理论层面。这些实用性理论不限于认识论和方法论，也包括本体论，从而极大促进了历史学派的产生。德国和法国是现当代以史学理论和历史研究彪炳国际史坛的国家，这两个国家的史学家创造性地建立了符合时代精神的史学研究的范式，并成功地在实践中付诸实行。如果说英语国家分析的历史哲学研究者还是哲学家，“而在法国，批判的历史哲学大半是历史学家的结晶。法国历史学家虽然不甚熟悉认识论方面的讨论，但更接近于历史研究实际。”对“以哲学家的身份”从事研究的利科来说，为史学理论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法国史学当中，不仅有阿隆和马鲁等批判的历史哲学家的贡献，还有年鉴学派和新史学诸多的理论建树，因为它们的“洞察力堪与分析哲学家相媲美”（注：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第28、29页。）。历史学在发展，历史哲学的发展永远不会画上句号。以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为代表的经验历史学所创造的体系性和一般性史学理论成果，是介于“高层次的抽象哲学研究以及低层次的只针对某个历史问题的理论探索”之间的“中间层次”（注：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它以历史整体或历史学研究的整体为对象，既不过分抽象，也不过分狭窄，在现当代越来越成为史学中观理论的主体，广受史学家的欢迎。
    第三，国内外中国史研究模式的转变，体现了中观理论的研究取向正在走向会通之路。美国学者从事中国研究很重视提炼相应的研究与分析模式，它们虽然还不能算作严密的理论，但仍然属于一种假设性的、建筑在规范认识基础之上的“理论模式”。（注：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6页。）这种理论模式既不同于历史规律探求、革命史叙事和现代化史叙事等“宏大叙事”，也不是为历史而历史的工匠式的经验主义的实证研究，而是一种在两者之间“寻求中间性的出路”的“中层理论”。（注：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6、7页。对于中层理论的解释，参见该书第5章第1节。）美国学者对理论往往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不仅思辨的历史哲学在美国毫无市场，而且为理论而理论的分析的历史哲学也不受欢迎。美国学者立足于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前沿，能够将西欧哲学社会科学的最新理论及时地转化成历史分析的有效工具，在运用理论模式解释中国历史时最为自觉。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他们摈弃冷战思维、历史偏见和理论教条，提出了“中国中心观”、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论、“过密化理论”（内卷化）、“市民社会理论”（公共领域）等许多富有启发性的理论模式，增加了历史认识的解释性和一般性。（注：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第3章第2、3节；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专辑二：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中的多篇文章。）近年来，中国学者也在探索建立属于自己的中层理论的概念化解释系统，并取得初步的成绩，如秦辉的“关中模式”（注：秦辉：《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载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4-304页。）。这些规范认识或理论模式来自实证研究，但已经不是具体琐碎的经验与个案描述，而形成了对它们拥有高度概括力和一定抽象度的“规范”和“模式”。
    二、长时段比较：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结构的特征
    西方史学理论发展的过程、内容和结构是清晰的。古希腊是西方史学的源头，但对历史哲学来说却并不是如此。古希腊人擅长撰写历史，但晚近的研究认为，希腊人缺乏历史观念或历史意识。（注：杜维运：《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年版，参考第9-18页的相关讨论。）究其原因，是因为希腊思想具有反历史倾向，只相信所谓的永恒不变的知识。“他们完全肯定，能够成为真正知识的对象的任何事物都必须是永恒的。”或者说，“如果它是可认识的，它就必须是确定的”。但是历史学恰恰是研究人类活动赓续变化的一门科学，而“这类事情，按照通行的希腊的形而上学观点，应该是不能认识的，所以历史学就应该是不可能的”。因此，历史学在古希腊没有地位，根本不值得哲学家劳神思考，几乎没有一个古希腊的哲学家认真地研究过历史。所幸的是，“希罗多德的天才战胜了这种倾向”，使西方史学导源于希腊，但他没有任何后继者，“在他以后对于知识的永恒不变的对象的追求却逐步窒息了历史意识，并且迫使人们放弃了希罗多德式的对人类过去活动获得科学知识的希望。”受此知识论的影响，古希腊历史学的“证据就在于日击者的叙述，而历史方法则在于得出这些叙述”。（注：参见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22-23、27、31-32、28页。）这样做的结果，是最终限制了历史学的对象和时空范围。（注：古希腊的历史著作只有当代史而没有断代史和通史。柯林伍德在论及希腊人只写所见所闻的历史时说，“在此意义层次下，几乎可以说，古代的希腊，没有史学家，仅有艺术家与哲学家；没有人倾毕生精力研究历史；史学家仅为其时代的自传家，而自传不是一种职业。”见杜维运：《中西古代史学比较》，第135页。）历经希腊化时代和古代罗马，这种状况没有太大的改变。
    作为西方文明三大源头之一的基督教，弥补了古希腊人历史意识的缺陷，因为“基督教就是历史学家的宗教”。从另一种更深的意义来说，“基督教是历史性的宗教。基督教将人类命运视为在堕落和最后审判之间的一次漫长的历险--正是在时间，也就是在历史过程中--上演了一幕幕壮观的活剧”。（注：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在基督教那里，历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时间和空间的伸展，也不再因变动不定而妨碍成为永恒的知识对象。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代表了基督教神学历史哲学的最高境界，第一次对人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对历史的意义、目的、动力和模式等进行了严肃思考。维科最早建立起世俗化的历史哲学，使哲学和历史第一次实现了学科的结合，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故维科称自己的研究为“新科学”。从此，西方历史哲学走上独立化的发展道路，产生了康德、赫尔德、黑格尔、孔德、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思辨的历史哲学家。19世纪后期，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的重点从对历史发展过程规律的探讨，转向对历史研究工作本身的理解或解释，涌现出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克罗齐、科林武德、波普尔、亨普尔等分析的和批判的历史哲学家。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哲学家的中观理论异军突起的原因主要是，从19世纪起，西方的知识或精神完成了向近代形态的转型，从注重神学和形而上学进入科学与实证阶段。（注：孔德关于人类精神和知以发展经历神学、形而上学和科学实证三个阶段。思辨的历史哲学属于前两个阶段，批判与分析的历史哲学以及近现代史学流派、史学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等属于科学实证范畴，实证阶段人们主要关注知识的可能性问题。）实证主义哲学主张，社会科学应当照搬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在社会领域同样存在着一个与人们的认识无关的事实世界，如果不能完全发现这些事实，至少也能发现它们的绝大部分。因之“（分析的和批判的）历史哲学应当是对这种态度、对历史思维的前提和含义的一种批判性的探讨；是为发现历史思维在整个人类经验中的位置、它与其他经验形式的关系、它的起源及其有效性所作的一种尝试。”（注：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的性质和目的》，载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186页。）从此，对史学家研究的前提和对历史思维、历史知识的理解被置于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西方史学理论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方法论上前后相继，形成自主进步的完整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