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拥有自己独特的史学理论遗产还只是近年来学术界的认识。由于起步晚，有关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研究还是初步的。部分断代研究成果已经问世（注：笔者所见的有：何炳良：《18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论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庞天佑：《秦汉历史哲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邓辉：《王船山历史哲学研究》，岳麓书社2004年版。），证实了中国古代存在史学理论的认识。中国古代和西方史学理论不是平行发展的，但彼此却是独立自主发展的。由于是独立自主发展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结构与西方进行比较才有文化价值。中国古代哲学素来对知识论缺少兴趣，因而“中国古代思想界也没有出现任何反历史的趋势”，“所以拿锢蔽于反历史趋势之中的希腊思想界与中国先秦思想相比较，不啻有天壤之别。希腊哲学家一致不关心历史，中国先秦思想家则时时致敬意于历史”。（注：杜维运：《中西古代史学比较》，第28、26-27页。）可以说，中国古人拥有较强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观念，言必称“三代”，中国的史学之父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注：《论语·述而》。）。史官的设置至少发端于夏商，真正的史学撰述从孔子创作《春秋》开始。中国古代的宏观史学理论萌芽于西周（《尚书》之“周书”中周公旦提出“敬天”、“敬德”和“保民”的思想），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与历史编纂同步出现。（注：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7页；庞天佑：《秦汉历史哲学思想研究》第一章。）那时正值社会大变革时期，先秦诸子在思想文化领域展开百家争鸣，诞生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兼收并蓄其他学派思想的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擅长本体论，探讨历史本质、历史变异、历史规律、历史阶段、历史模式和终极原因等，形成了“天人合一”、“内圣外王”、“德治”、“民本”、人的主体性、历史倒退论、历史循环论、“正统”、“大一统”为代表的独特的哲学话语系统。至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三个研究方向，即自然与人事、历史本体和撰述原则的主流探讨路径已经定型。（注：白寿彝先生的《史记新论》中对太史公三句箴言的讨论，是笔者所见到的最详实的研究成果，见其所著《史学遗产六讲》，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204页；另见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第8-11页。）魏晋南北朝至明末，宏观史学理论在与玄学、佛学的斗争中沿着原有轨道继续发展，形成完整的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系统。明清之际和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遭遇来自内部和外部力量的猛烈冲击，趋于瓦解和转型。中国近代宏观史学理论不是直接在古代基础上产生的，而是经过“西学东渐”，用达尔文的进化论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对传统的史学本体论进行了改造，形成以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社会达尔文主义、文化形态学派等为代表的史观学派。
    中国古代中观史学理论以方法论，特别是历史著作的撰述方法为主，探讨历史和史学、史家修养、史学的性质与功能、史著义例、撰史目的，并集中体现在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和清人张学诚的《文史通义》两部专门性和总结性的著作之中。中国古代史学方法论通过对史家、史法和史著体例的研究，达到“成一家之言”的目的。中国近代中观史学理论既继承传统，但主要吸收西方史学思想，形成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历史研究之前的近代史学方法论，梁启超的新史学派、王国维和陈垣的考证学派、胡适和顾颉刚的方法学派、傅斯年和陈寅恪史料学派等，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注：对上述学派及前面提及的史观学派的归纳与介绍，参见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
    以上简要回顾了中西史学理论发展的基本线索，从中可以发现中西史学理论结构发展的非平衡性。与西方相比，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特点具体表现为：
    第一，早发性：西方史学理论传入前，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已经存在二千多年。西方古代没有历史哲学，中世纪盛行基督教的神学历史哲学，世俗历史哲学诞生于18世纪，大成在19世纪，以资本主义和早期现代社会为其时代背景。中国古代的史学本体论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封建社会初期，早于西方近代世俗历史哲学2300年左右，比基督教神学历史哲学也要早大约1000年。两者不仅时间相隔漫长，而且中西史学理论的产生条件相左，时代精神与学术关切也大相径庭。总体而论，中国史学本体论和方法论长于古代，西方上古缺乏历史理性，中古沉陷于神学迷信，世俗的史学理论被忽视和压抑，只是到近现代才得以发扬光大。因为晚熟，西方的史学理论径直代表了近现代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唯物史观也是在广泛吸收其合理性的基础上建立的。
    第二，非实体性：中国古代哲学重视实用理性而忽视历史理性，史学始终是哲学（经学）的证人和附庸，史学理论尽管发生较早，但始终没有走上独立自主的学科发展道路，理论成果缺乏实体性的存在形式。中国古代史学理论遗产丰富，史部之中比较集中体现史学理论成果的著述见于“史评”和“史论”类，如《史通》、《文史通义》、《校雠通义》、《读通鉴论》、《宋论》等著作。此外，分散的内容还见于哲学家、思想家以及历史学家的著述之中。但总的说，专门的史学理论著作较少，史学理论长期处于“业余”状态，没有形成专业化和独立的学科地位。西方史学理论出于哲学家的创造，尽管哲学家不是专业的史学理论家，但历史哲学从诞生之日起即建立起全新的研究领域，因此历史哲学著作基本是独立存在的，成为哲学的分支学科。
    第三，模糊性：史学理论包括宏观和中观两部分，各有固定的研究对象，这是西方近现代学科分化之后的必然结果。中国古代学科模糊，具有文化史学的特点（注：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第12页。），史学理论与哲学、天文学、伦理学、政治学密切结合。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话语看，它们与其说是历史哲学，毋宁说主要是政治哲学。（注：刘泽华主编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中涉及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内容，绝大部分属于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范畴。）其中原因，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所致，当然这种传统文化的特点又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如以宗法制为基础）造成的。《尚书》既谈政治也讲历史，“其政治哲学与历史哲学合二为一”。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核心概念如“天”、“君”、“民”的话语既是政治的，也是历史的和道德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源头起，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和历史哲学就是三位一体的关系。（注：启良：《序》，载邓辉：《王船山历史哲学研究》，第2-3页。）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古代为政治服务的实用理性很难升华为历史理性。而西方历史哲学则专注于对历史过程的意义、目的、模式等“那些纯粹哲学性质的考虑”（注：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第4页。）。注重实用理性的价值观使中国和西方哲学的着力点不同，中国全部探讨人生问题而绝少注意知识问题，相反西方将知识作为哲学的中心问题，人生的思考少而粗浅。（注：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6页。）因此，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古希腊哲学中对历史哲学的排斥因素，但也不具备基督教和18世纪以后西方历史哲学有关人类、进步、科学、理性和历史目的等抽象性的历史思维。
    第四，不对称性：中国史学理论产生于古代，但在两千多年中没有建立起完整的体系。它的重点是史学本体论，兼及史学方法论，史学认识论严重缺位。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突出史学家对史学本体论的关怀，而“成一家之言”则是史学方法论（史书撰述），史学认识论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即使是史学方法论，在前近代科学阶段，也主要围绕史书撰述的技术开展讨论。现当代西方的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建立在对历史学科性质反思的基础上：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相同的，还是具有自身特点？应当向它们看齐，还是保持自律性？如前所述，这种理论角度开始于文艺复兴时期，源自西方近代学科意识的萌醒，而中国同期没有近代经验论或唯理论的自然科学，历史学的近代学科意识或自律意识自然无从谈起。由于早发性所致，近代意义上的科学与实证精神付之阙如。西方宏观和中观史学理论发展均衡，而中国史学理论则一直偏重于宏观层面，并且集中于政治伦理；中观史学理论片面发展，在整体结构上形成畸轻畸重的局面。西方史学理论结构的发展呈现阶段性，宏观和中观史学理论前后相继，各自独立发展。科学实证精神和现代学科专业化促进了中观史学理论，使其后来居上，发挥着学科进步的革命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