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和平之旅
    首次中国和平之旅始于1991年，其目的一方面是调查日本的侵略情况，另一方面是为了促进日中人民的友谊。期间草根院的成员参观了高知日军曾经侵略过的地方。这不是简单的观光旅游，成员们遇到过各种尴尬的局面：如一位中国老人对他们说：“我不想见到日本人，我到死都恨你们。”1998年一位老人对包括笔者在内的日本游客说：“你们不是日本人吧，因为你们看上去挺和善。”这话听起来不得不让人感到震惊，但同时也反衬了日军在战争期间的残忍行径。
    自1991年以来，草根院相继组织了六次和平之旅。调查结束后，草根院将亲眼目睹高知日军暴行的证人的证词编成小册子，题为《“牢记历史，吸取教训”：中国和平之旅的报告》，并将之作为和平教育与研究课堂上老师和学生的用书。书中记载的史实骇人听闻，其中一篇讲述的是一个中国孕妇怎样被日军杀害以及日军怎样从她子宫内剥出婴儿的过程。而诸如此类的事实，在教育部的高压之下始终未能载入教科书中。正因为如此，该手册的出版受到了媒体的高度关注。1992年，草根院七分之二的学生再次参加中国和平之行，他们当中一位在小册子中写道：“了解中国人民对日本人的看法是有好处的，虽然以前很少听到一个中国人说恨日本人恨之至死，但考虑到日本在战争中对中国的所作所为，我觉得中国人有这样的想法是自然的。当我们参观一个曾经惨遭日军蹂躏的村庄时，我们受到了热情的款待，这使我感到非常愧疚。我想我应该站在其它国家人民的立场来看待问题。”（13）草根院为数次和平之旅先后出版了五本小册子，均被作为教学材料，其教育对象不仅是年轻人，而且还包括那些对日本侵略战争一无所知的人们。草根院同时还展出中国受害者的一些照片，充分证明了侵略的真实性和战争的残暴性。
    西森茂夫认为，中国和平之旅的意义在于促使人们在解决冲突时从暴力倾向向非暴力转变。这一意义从人们积极筹建反战纪念碑的举动中得到很好的体现。1992年9月18日，一座巨大的反战纪念碑在高知市乔赛（Johsei）和平公园落成，以此承诺日本将不对中国开战。之所以选择这一日期，是因为9月18日是中国人永远难忘的日子，1931年的这一天日本军队向沈阳的中国驻军发起了进攻，从此拉开侵略战争的序幕。反战纪念碑高4.5米、宽1.9米、重4.5吨（14），耗资约250万日元，款项皆为市民自愿捐赠。
    由于日本侵略的历史从来没有被清楚地写在公立学校的课本之中，许多大学生在高知大学的和平学研究课上读到草根院印发的小册子时，都感到相当震惊。这种情况表示，日本的和平教育是很不完善的：光注重日本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而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日本的侵略性。
    （二）如何向下一代教授历史？
    一般而言，包括笔者在内的草根院成员是通过与中国老一辈人的交谈，来了解日本军队过去对中国人民所造成的伤害。而在1998年，我们有机会与年轻一代人接触，来看战争的历史留给他们怎样的印象。我们首先采访的是来自湖南省长沙市的常春园和常文元两兄弟，他们分别出生于1945年和1948年。“二战”期间日军杀害了他们的祖父和父亲。两兄弟没有任何战争的直接体验，但经常听姥爷描述当时的情形：一家人为躲过可怕的空袭从北方的辽宁一路逃到湖南。路程之长，相当于从日本的北海道到九州。我们听了感到非常吃惊，不禁想到在中国不知道还有多少个像这样的日军空袭事件。然而在日本，遭受美军空袭的城市我们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两兄弟还告诉我们他们不但从姥爷那辈人听到关于战争的情况，而且从书上、电影电视中也能了解到南京大屠杀、日本的细菌战争。
    在教授历史方面，中国和日本存在很大的差异：在中国，不管是家庭、学校还是社区都普遍教授“二战”时日本的侵略史，而在日本这段历史或多或少地受到轻视，例如，教育部完全删掉了历史书中日本细菌战争和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已故的东京教育大学名誉教授松井三郎（Saburou lyenaga）曾编写了一本高中历史教科书，但此书被教育部禁止出版。1965年松井三郎起诉教育部，直到32年后的1997年法院才判他取得部分胜利：有关731部队和细菌战事部门的内容开始出现在高中课本上；日军强迫亚裔妇女充当慰安妇的事实也于1998年开始有所记载。然而，2005年4月教育部又批准了一批新教材的发行，这批教材严重歪曲史实，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和殖民政策大唱赞美之歌。中国对日本肆意篡改历史的行为提出了强烈抗议，但日本媒体多倾向于只报道中国人的抗议，而没有解释其抗议的原委。
    上个世纪90年代各保守派团体开始攻击以日本侵略史为展览主题的公共和平博物馆。这些团体成员都是些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他们誉以“二战”赞美之辞，称为“圣战”。1998年草根院几乎天天接到恐吓电话，但成员们仍然继续对日本在中国的侵略行为进行调查，为的是让人们了解历史的真相，以此教育下一代。
    （三）关于日本细菌战争的调查
    1998年中国和平之旅的目的之一是调查日军在“二战”中进行的细菌战争。草根院成员访谈了一些中国人，并得知事件发生在1941年湖南省常德市，同时他们还了解到生物武器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以及日本在1943年发动的更大规模的进攻。刘意塔（Liu Ita）先生向草根院成员谈起了1941年的细菌战争，何英春（He-yingchen）女士告诉他们当年她在20天内失去了6位亲人。1997年2月何女土与另外107位中国人发起了一场针对日本政府的法律诉讼，要求日本向他们道歉并赔偿。他们都清楚地知道1941年日本使用生物武器的真实意图，他们向草根院成员们讲述当时所遭受的苦难，并指明日本政府所应该承担的责任。
    刘先生出生于1936年，1998年时已经62岁。他告诉草根院成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他把日本当作终生的敌人。但他能区分日本军人和普通市民，他认为现在自己和草根院成员一样都在为同一目标--和平而奋斗。对于1941年细菌战争刘先生写了如下报道：“11月4日，日本飞机在常德市投下染上了瘟疫的大豆、稻谷、布料和棉花。结果，许多人开始生病并死去。具体死亡人数不是很清楚，但至少有3000人。许多人认为近15000人死于这场瘟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