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甘介侯受外交部之托向英方交涉。他指出港府勒令城中居民迁走“并不符合条约的内容的和精神……中国仍保有处理城寨事务的权力。”（注：《甘介侯致Ｅ.Ｊ.Jamieson函件》（英译本），1933年6月28日，Ｃ.Ｏ.129/554/14.Ｎｏ.13832，第38页。）但港府对甘介侯的抗议未作出回应。7月27日中国外交部长罗文干向英国公使兰普森递交照会，申明中国拥有九龙城的管治权，要求港府取消限令九龙城居民搬迁之成议。（注：《罗文干致英驻华公使照会》，1933年7月27日，Ｆ.Ｏ.228/2100，第41—42页。）这个时期，中国的着眼点在于城内居民处境，并未萌发收回城寨的念头。（注：梁炳华：《城寨与中英外交》，（香港）麒麟事业有限公司，1995年，第80页。）
    面对中国政府的一再抗议，英国官员绞尽脑汁，企图证明英国政府对九龙城行使管辖权是有理的，但未敢公开提出。英国外长西蒙（John Simon）主张避免同中国政府讨论管辖权问题。但他又表示，港督不应放弃或推迟实施有关九龙城的计划。（注：《外交部致殖民地部函》，1934年3月9日，Ｃ.Ｏ.129/546/11，第91—93页。）这就是说，英国政府在九龙城问题上采取的策略，是避免就管辖权问题同中国政府正面交锋，实际上却又不停止破坏中国主权的行动。1934年6月，港府再次通告九龙城居民搬迁，次年6月，6户九龙城居民被迫迁出城寨。中国政府一再抗议，但英方却置之不理，一意孤行。
    1936年12月29日，香港4名警察带领5名工人，进入九龙城，拆掉城内第25号民房。九龙城居民代表当天即用长途电话向两广特派员刁作谦报告，31日，他们又到广州请愿。中国外交部闻讯向英驻华使馆递交一份备忘录，抗议港督“强拆25号杨姓居民屋宇”，促请英国“迅速查明制止”。（注：《中国外交部致英国大使之备忘录》，1937年1月5日，Ｆ.Ｏ.228/2117，第6页。）
    此后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接着，日军在广东登陆，攻陷广州。有关九龙城的交涉再度被搁置一旁。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大为提高。中国政府想乘有利的国际形势，在战争后恢复行使九龙城的管辖权。但英国政府执意恢复对香港的统治，即使在九龙城问题上也不准备让步。在这种背景下，中英在九龙城问题上再度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1947年9月，宝安县政府拟恢复九龙城治权，并制订了详细的复治计划。港英当局得知此事后，于14日发表否认中国主权的声明。（注：鲁金：《九龙城寨史》，第102页。）1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对九龙城治权从未放弃。”（注：《中央日报》，1946年9月18日。）
    港英政府否认中国对九龙城的治权，引起中国各界不满，但港英当局却无视这些不满，继续在九龙城制造纠葛，抑制中方复治计划，终于引发了全国性抗英风潮。
    1947年11月27日，港府限令城寨内所有新建木屋两周内拆除。两广特派员对此表示异议，但港府仍决定九龙城居民必须迁出。（注：黎世伟主编：《香港百年史》，香港南中编译社出版1948年，第98页。）1948年1月5、6日两天，港府派大批警察及工人强行拆除九龙城内房屋70余间。1月12日，港府又派更多的警察闯入九龙城拆屋，与城内居民发生冲突。警察向居民开枪，这次冲突中有7名居民受伤，2人被捕。这就是震动一时的“九龙城事件”。
    “九龙城事件”传至国内，引起激烈反应，全国立时掀起一股反英潮流，国内各大报纸都以大量篇幅，披露事件真相，抨击港英当局。广州、南京、上海、长春、昆明等许多大城市都爆发了大规模反英游行。广州沙面英国领事馆被游行人群捣毁，英国国旗被烧。广东省政府拨款5亿元，用于救济城寨居民。（注：梁炳华：《城寨与中英外交》第163页。）港英当局慑于国内民情激愤，才逐渐缩手。
    港府拆除九龙城内房屋后，中国政府立即作出反应。1月6日，中国外交部刘次长对英国大使馆参事拉布谢尔（Labouchre）当面提出抗议，请他电告香港政府停止强行拆迁措施，并释放被捕居民。（注：《外交部驻英使馆第582号电》，1948年1月6日，《民国档案》1990年第3期第41页。）然而英国大使馆1月10日给中国外交部的复文中称“他们不能将中国政府关于九龙城司法权所作之声明，视作是有法律依据的而加以接受。”（注：《外交部驻英使馆第594号电》，1948年1月13日，《民国档案》1990年第3期第41页。）态度十分强硬。
    “沙面事件”发后，英国政府极为不满，英外交部向中国驻英大使郑天锡表示：广州英国领事馆及英侨产业被毁事体严重，指责煽动者广发传单，歪曲事实，张大其辞，而中方则纵任其所为，以致发生事故。郑天锡否认中国政府纵任传单散发，强调事变只是阴谋者利用民众激昂之怨愤而酿成，他责怪英方未能训令香港政府释放被捕者和停止使用武力，以致民愤未能平息而令人利用。（注：《郑天锡致外交部第558号电》，1948年1月16日，《民国档案》1990年第3期，第43页。）
    中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安抚英国，避免因此而破坏两国间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在九龙城问题上态度明确，不甘示弱，一再通过外交途径与英方交涉。
    1月26日，英国外相贝文向中国驻英大使馆发出照会，声称港府“除日治时期外，从未间断对九龙城寨行使其完整之治理权”，对于拆屋事件解释为“是为了预防火灾及疾病的威胁”，贝文将事态扩大、引起骚乱的主要责任，归咎于中国和香港两地中之报纸的煽动，以及宝安县长视察九龙城的刺激性行动。（注：黎晋伟主编：《香港百年史》第98—100页。）
    中国外长王世杰阅罢，认为“其内容颇有与事实不符之处”，（注：《王世杰致郑天锡62号电》，1948年1月27日，《民国档案》1990年第3期第47页。）为防日后误会，拟就一篇复文，驳斥英方论点，解释中国仍享有城寨主权的原因。照会指出：英国在九龙城寨内不能行使管辖权。中国自1899年撤出九龙城寨及停止行使对该区之管辖权，纯因受武力压迫所致，中国不但从未放弃在该区之管辖权，凡遇港府企图占有此项管辖权时，均严厉反对。照会认为城寨居民的反抗及“沙面事件”的发生，是由于港府不理会中国政府的多番警告，仍一再作出拆屋之挑衅行为之结果，也是英国政府对中国在城寨的治权不予尊重的结果。（注：黎晋伟主编：《香港百年史》第100—101页。）
    当时中英双方都不想使事态扩大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双方在就管辖权问题行公开辩论的同时，还进行频繁的秘密磋商，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