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与圣人是相依相成的关系，圣人是道的体现者，道要靠圣人发明而显现。道虽然无处不在，但“百姓日用而不知”，只能由圣人引渡、传播才能有所悟。《鹖冠子·能天》说：“圣人者，后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之地之终。”圣人把知识穷尽了。
    与通道、知道、体道等大体相近的还有如下一些：
    知“必然”，又称“必”和“然”。如“圣人知必然之理”（注：《商君书·画策》）；明主“见必然之政”（注：《管子·七臣七主》）；“万物尽然，明主知其然”（注：《管子·禁藏》）；“有术之君，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注：《韩非子·显学》）等等。
    知“理”。“理”的含义很多，理与道意义相近，只是没有道那种本体和主宰的意义。韩非对道、理之分曾说：“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注：《韩非子·解老》）庄子也有类似的说法：“知道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明于权……”（注：《庄子·秋水》）。理作为规律的意义，既包含自然，也包括社会。有“天下之理”、“物理”、“天理”、“天地之理”、“万物之理”、“事理”、“人理”等等概念，为各家各派所共用。在一些人的论著中理与道几乎没有差别。“物各（合于道者）谓之理，理之所在谓之道。”（注：《经法·论》）圣人“执道循理，必从本始，顺为经纪，禁伐当罪，必中天理。”（注：《经法·四度》）天理这个概念以后有极大发展和扩充，特别是在理学家那里尤为突出。圣人成为天理的化身。
    知“数”。如果说“理”是对规律性的定性概括，那么“数”是对规律性的定量表示。“圣人审数以治民”（注：《商君子·算地》）；圣人“修道理之数”（注：《淮南子·主术训》。）。
    表示规律的概念，还有“度”、“序”、“经”、“纪”、“一”、“常”、“势”等等。圣人与这些也是同体的。
    “知道”是圣人在认识上的特性，也是理性的最高表现。在实践上，圣人的最大特点是“知为”。知为就是知道实践的条件和机遇。行道、遵道、践道等概念的提出，把认识原则与实践原则一体化，应该说这是极其高明的。行道是总原则，还有一些较为具体的准则，即“贵因”、“执中”、“用当”、“知要”、“原宗应变”。
    所谓贵因，就是善于认识和把握客观事物的规律、条件和依据，不可主观行事，任意而为。道家在这方面的论述最为充分，同时也是诸子的共同认识。《管子·心术上》说：“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执中与用当大体相同，执中为儒家所倡导，用当为道家所倡导。中和当就是恰到好处。知要就是善于抓住主要矛盾、主要关键，解决主要问题。要的本质就是道。《管子·君臣上》说：“道也者，万物之要也。”商鞅说：“圣人明君者，非能尽其万物也，知万物之要也。故其治国也，察要而已矣。”（注：《商君书·农战》）以后思想界一再讨论以一驭多，以一驭万，都与抓主要矛盾的思想有密切的关系。原宗应变就是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灵活机动，随机应变。孔子所说的“权”就是这个意思。“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注：《论语·子罕》）在孔子看来，能达到权变自如的，非圣人莫属，荀子说：“宗原应变，曲得其宜，如是然后圣人也。”（注：《荀子·非十二子》）中国古代思想中有一个共同命题，这就是万变不离其宗。
    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理性的最高范畴和最高境界，而其核心所表达的是本体性、必然性、规律性、规范性、决定性、不可超越性等等方面内容。这些东西或者由圣人制定，或者由圣人发现，不管什么途路，都形成了道与圣人一体化的关系。于是，崇道必崇圣，崇圣必崇道，这成为中国传统中的一条铁则。
    2.圣人使人成为人。
    人作为“一类”的观念起源于何时？无从稽考。不过在殷代的文献中，“人”已经是一个“类”概念。
    人之所以为人，这个问题的提出或许很早，不过从有文字记载看，是西周时期的事。《诗经·相鼠》有言：“人而无礼，胡不遄死？”这个问题已经明确地告诉人们，礼是人之为人的依据，失去了礼，就失去了生存的资格。《礼记·礼运》篇在论述以礼作为人的本质时即引此诗作为经典依据。问题的提出是理论认识的先导，从现有的资料看，具有理论性的认识是从春秋后期开始的，诸子百家从多角度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形成了大体一致的共识。人之所以为人，或者说人与禽兽的区别就在于：人有礼义道德、有制度、能“力”（劳动）、有“群”（社会性或群体性）、有“天理”等等。
    儒家把礼义道德作为人与动物区分的基本标志。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注：《论语·为政》）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注：《孟子·离娄下》）所谓“几希”，即那么一点点。这一点点是什么呢？就是“不忍人之心”，亦即仁、义、礼、智。《礼记》中多处把问题说得更明确，“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注：《冠仪》）荀子除讲礼义外，又进一步提出了“群”这个标志，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注：《荀子·王制》）“群”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性、团体性。人何以能群？还是因为有礼义。理学家所说的“人之所以为人，以有天理也”，“天理”亦是礼义。
    儒家所说的礼已经包含着社会制度的内容。这里再强调一下“制度”，因为法家、墨家对礼不那么强调，但他们认为法律制度、行政制度是区分人与动物的标志。墨子还提出人与动物的区分在“力”。禽兽不耕不织，靠自然生存，“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注：《墨子·非乐土》）。这个思想极其光辉，遗憾的是他没有深论。
    礼义是区分人与动物的标志，那么礼是怎样产生的呢？一种看法是，礼从天而降，礼与天地并生。另一种看法是，礼是由圣人创造的，礼从天而降，礼与天地并生。另一种看法是，礼是由圣人创造的、制定的。其实这两种说法并行不悖，天生礼也要通过圣人之手。所以作为创制礼的主体，大抵都归结为圣人。圣人制礼作乐是儒家的一个基本认识，论述多多，无须征引。
    法家、墨家所讲刑法、行政制度，同样是圣人创立的。《商君书·君臣》说：“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是以圣人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管子·任法》说：“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由于圣王创立了行政制度，才归于有序，才与禽兽有别。
    汉以后法、墨不彰，他们所说的制度也可以包括在“礼”之中，以礼义作为区分人与动物的标志遂成为公论。
    先秦诸子对“器物”在人的文明化中的地位也十分注重。他们在追溯人类的历史时，大都认为有过洪荒的初始阶段。在那遥远的过去，人们茹毛饮血，无器物之用，裸体而行，栖息山野，一派原始状态。后来圣人发明了各式各样的“器物”，使人类步入了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