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圣、王合一
    在春秋战国思想文化由神性向理性转型过程中，“圣人之治”是诸子百家的共同话题，也是表达政治理想的主要命题。诸子百家对圣人有各式各样的论述，包含着丰富的内容，然而几乎无一例外的是，最终都把圣人与“治”连在一起，或者说圣人问题的归结点都是“治”。“圣人之治”无疑具有明显的理想性和设计性，它同当时十分流行的另一些命题，如“先王之道”、“王道”、“先王之治”等等，几乎是同义语，或者说是同指、同价。这样圣人与王便结下不解之缘。在许多人言论中，圣人与王是没有区分的，圣人的本质和功能就是王的本质和功能。且看两位思想巨擘老子和孔子的言论。
    在老子那里，圣人有这样和那样的功能，而其主要的职责就是治天下，“圣人在天下，歙歙为天下浑其心。”（注：《老子》第49章。）“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为。”（注：《老子》第3 章。）
    孔子的圣人同样也是以政治为主要功能的，圣人的社会、历史功能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又超越尧舜，非王而何？
    在先秦诸子以及其后的整个思想界，凡是提到圣人和论及圣人的社会功能的，几乎没有不同政治联在一起的，没有不同治理天下联在一起的，没有不同王联在一起的。在思想史界，一些学者认为，圣人主要是一种理想的道德人格，是社会理想的化身，特别是理学家们，已经把圣人从王权中解脱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精神力量和人格标准，等等。应该说，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实际上有极大的片面性。如果我们认真面对事实，面对资料，那么无论如何不应忽视，所谓的圣人之治始终是圣人的本质和社会历史功能，也就是说，圣人首先是政治人。正如墨子所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注：《墨子·兼爱上》。）《管子·乘马》也说：“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善分民也。圣人不能分民，则犹百姓也。”“圣王”一词的创立把圣和王统一起来了。
    从现存的文献看，“圣王”一词最早见于《左传·桓公六年》：“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在诸子著作中，《墨子》一书中“圣王”一词屡见，圣人与圣王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同一个内容，有时用圣人，有时便用圣王。所谓圣王，从历史上看，也就是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先王。
    圣王在诸子著作中出现的频率极高，凡属理想政治都与圣王相联，圣王是理想的实现者，是最伟大的仁慈者和创造者，圣王几乎都是崇拜的对象，都是希望所在，都是社会政治问题的核心。它的重要性，可以从以下假定来说明，即如果把圣王一词去掉，可以断言，所有思想家的社会政治的论述就失去了主体，就会散架。圣王论有极大的理论意义。
    圣王的提出，适应了思想文化由崇拜神性向崇尚理性和人文转化的需要，使王由原来的神化人格转为理性、人文和道德人格，在不同的学派那里，圣王具有不同学派的性质和形象，但在这点上又有一致性。在先秦诸子中，圣人与圣王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的，如果说有什么区别，圣人有时更侧重于理性、人文和道德本身，圣王则是这些品格和权力的结合与统一。正如荀子所说：“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注：《荀子·解蔽》）从荀子的论述看，圣王应该说比圣人更全面、更崇高、更伟大。
    谁来作王呢？圣人当王成为当时的一股强大思潮和诸子的共识。有些论述十分明快，如：“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注：《管子·兵法》。）“无为者帝，为而无以为者王，为而不贵者霸。”（注：《管子·乘马》）荀子提出“尊圣者为王”（注：《荀子·君子》。），又说：“天下者，至重也，非至疆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尽。故非圣人莫之能王。”（注：《荀子·正论》。）在诸子论述历史时，那些著名的先王都是圣王，“帝德广运，乃圣乃神。”（注：《尚书·大禹谟》。）“古之治天下者必圣人。”（注：《大戴礼记·诰志》。）圣人当王虽然不是唯一的理论，还有其他的，如王权神授，兵胜者为王等等。但是圣者当王，其理性色彩无疑更为突出，更具有说服性和合理性。
    圣王思潮还包含着极大的创新精神。在历史上圣王都具有伟大的历史贡献和创造，人们对他们充满了英雄崇拜的情绪，甚至成为顶礼膜拜的对象。儒家呼唤法先王，其中虽不乏守成精神，甚至还有极其浓厚的复古气息，然而由于先王是极其伟大的，且不说达到先王的标准，仅仅是认真学习就必须付出毕生的精力。在法家那里，他们不主张法先王，甚至认为那是复古，是倒退，但他们并不否认先王们的伟大贡献，只是时代变了，现在需要新时代的英雄和圣王，即他们所呼唤的“新圣”。新圣就必须有新的贡献和新的创造，要敢于打破一切成规和过时的东西。新圣理论与法先王不同，但仍然属于圣王理论中的一支。
    因圣而王，打通了知识、道德与权力之间的通道，这在当时以及以后，对权力独占是一个挑战。人们既然把圣作为王的一个必要条件，甚至作为合理性的重要依据，那么，在逻辑上就出现了这样一条路，谁是圣人，谁最有知识和道德，谁就有做王的理由。孔子本人就有点以“王”自居之味，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注：《论语·子罕》）很明显，他以文王的继承人自居。他的弟子们把他置于尧舜之上，宰我认为孔子“贤于尧舜远矣”（注：《孟子·公孙丑上》）。尧舜是公认的圣王，孔子比尧舜还伟大，把他列入圣王之列，应该说是合乎逻辑的。于是他的徒子徒孙就有把孔子尊为王的舆论。《墨子·公孟》篇记述儒家信徒公孟认为孔子应为天子。孟子也是雄心勃勃的，他讲，“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从周文王、周武王算起，到他生活的时代已超过五百年，于是他豪迈地称：“夫未欲平治天下；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注：《孟子·公孙丑下》）虽然我们不能说孟老夫子要称王称帝，但他同孔子一样，把自己同文王视为一系。儒家主张内圣外王，修齐治平，其中也包含了强烈的政治雄心。正如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注：《孟子·尽心上》）这其中不能不说包含着极大的政治抱负。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把君子、圣人、圣王视为一系，君子只要继续努力，是可以成为圣王的。荀子在《儒效》中就论述了大儒为帝王的可能性，文中曰：大儒“势在人上，则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则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也。”又说：“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大儒与帝王之路是相通的。《礼记·学记》中有一段论述也同样耐人寻味：“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圣与王相通是诸子的共识，连庄子也说，“静而圣，动而王。”（注：《庄子·天道》）孔子没有当上王，无论如何是儒家的一大遗憾，后来的儒生们，为了填补心灵的不平衡，把孔圣人列入王之列。荀子率先发此议：“孔子仁且知不蔽，故学乱（作“治”解）术足以为先王者也。”（注：《荀子·解蔽》）其后的儒生尊孔子为“素王”，像吸鸦片一样，在精神上过过瘾，圆了圣人当王的梦。后来有些儒生一直在这个梦中盘桓，清代的曾静说：“皇帝合该是我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注：《知新录》）在他看来。孔子、孟子、程颐兄弟、朱熹、吕留良等都应该做皇帝。其实，以内圣外王、修齐治平为依据而称王的，也是有其例的，这就是王莽。其他帝王也几乎无不以圣作为自己合理的依据之一，关于这个问题另行讨论。
    在圣王观念中还蕴含着批判精神。在理论上，圣王与一般的王既有统一性，又有矛盾。所谓统一性，即圣王与王都是王，同属一系，其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所谓矛盾，即两者的等次不同，有好坏之别，甚至天壤之别。所以一般的王应该向圣王学习，应该力争做圣王。圣王是衡量王的标准，是品评王的依据。在春秋战国，可以看到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现象，几乎所有的思想家对当时的王都采取批评态度和立场，有些批评是极其尖锐的，有时竟使一些王在朝堂上十分尴尬，当众出丑，下不了台。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很多，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强大的呼唤圣王出世的思潮中，当时的王没有一个敢以圣王自居。由于当时的王都没有达到圣王的标准，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容忍这种批评，或为了使自己成为圣王而主动接受批评。
    圣王观念与革命也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革命观念是在殷周之变中提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殷周之际的革命思想与春秋战国时期的革命思想有很大的不同。殷周之际的革命主要还是一种宗教观念，革命的主体是上帝。由于殷纣王暴虐失德，周文王、周武王有德，于是上帝更改自己的命令，选择新的代理人，命周取代商。春秋战国兴起的革命思潮，无疑承继了殷周之际的革命思想资料，但又有了新的发展，其中最主要的是，革命的主体由上帝变成了圣人，可以说是“圣人革命论”。圣人革命的基本依据是“有道”。以有道伐无道，乃是最大理由，最高的依据。有道者就是圣王。
    在圣王这一观念中，既包含了政治理想，又把政治理想与权力结合为一体。中国历史上的王从一开始就是专制政治的体现，不管历史有过多少沧桑之变，王权专制体制没有质的变化，从总的趋势看，而是越来越强化。圣王在体系上同现实的王是一个系列。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虽然在政治理想上有极光辉的创造和极丰富的想象力，他们构思了极美好的图景，但他们同时却把画笔交给了帝王。所以在圣王观念中，理想政治与王权专制是一体化的，不可分割的。应该说，政治理想与专制的合一，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一大特点，也是整个思想文化的归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