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秦始皇称“圣”与王、圣同体两千年
    春秋战国的思想家们不停地制造古久圣王的神和理想境界，同时又呼唤新的圣王出世，秦始皇的伟大功业把人们想象的圣王从遥远的古代移到现实中来。人们不禁大呼：啊，圣王就在阿房宫！
    秦始皇在同他的臣僚们总结自己胜利的原因时，说了这样和那样的原因，而其中富有理论意义的是如下十二个字：“原道至明”、“体道行德”、“诛戮无道”。诸子喋喋不休地说“得道而得天下”，秦始皇的大业应该说已基本满足了这一理论要求。他把自己的胜利说成“道”的胜利，是顺理成章的。圣人是道的人格体现，作为“体道”者的秦始皇称圣是合乎逻辑的。于是，他被称为“大圣”、“秦圣”；他是圣的化身--“躬圣”、“圣智仁义”；他立的法是“圣法”；他的旨意是“圣意”；他做的事是“圣治”；他撒向人间的是“圣恩”。总之，圣与现实的帝王合为一体。
    秦朝短祚，秦始皇成为一个反面教员，不停地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谴责，可是秦始皇制定的一套皇帝制度却被继承下来，秦始皇整合和规范的一套皇帝观念同样被继承下来，其中便包括帝王与圣同体观念。其后两千年，帝王的一切无不与圣结缘。
    帝王的尊称为“圣上”、“圣皇”、“圣王”、“圣明”、“圣仪”、“圣驾”、“圣主”、“圣帝”等等。
    帝王的命令称为“圣旨”、“圣令”、“圣喻”、“圣策”、“圣诏”、“圣训”、“圣敕”、“圣诲”等等。
    帝王的决断称为“圣裁”、“圣断”、“圣决”等等。
    帝王的政事、功业称之为“圣政”、“圣文”、“圣武”、“圣德”、“圣勋”、“圣业”、“圣功”、“圣治”、“圣绪”、“圣统”等等。
    帝王的尊号中，圣占有突出的地位。历史上第一个有尊号的帝王是汉哀帝，这位死后谥号为“哀”的帝王，生前竟然得了“陈圣刘太平皇帝”的美称。唐朝是尊号大兴之世，“圣”成了主体词。
    帝王的谥号（唐以后尊号与谥号有混通）、庙号也多有以圣为标榜，甚至连那些昏庸的皇帝也不例外。
    帝王的感官与智力都以圣来形容，如“圣览”、“圣听”、“圣问”、“圣聪”、“圣谋”、“圣虑”、“圣意”、“圣猷”、“圣略”、“圣思”、“圣心”、“圣鉴”等等。
    以圣称颂王的词汇还有许多，不一一列举。圣虽不乏神性与不可知性，但主要还是理性、人文和道德精神，总括了人类最美好的文化成果，是文明的最高标志。只要与圣发生联系，便具有不可怀疑和超越的性质。人们在圣面前，只能作学生，作服从者，作矮子。
    古代思想家虽然有一些人，一直在努力把圣人与王分开，力图让圣人代表理性和道德，让王代表权力。然而由于王权太强大，不仅王要独占圣，把圣变成王的附属物和王的一种品格，使圣为王服务，为王张目，成为王的合理性的依据；另一方面，我们的思想家们，由于大多数依赖于王权，认同王权，又把圣的理想寄希望于王，所以在理论上也不可能把圣与王分开，更多的是把圣交给了王，特别是当朝的王，不管如何，大多称之为圣。
    这里仅以理学家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理学家号称是张扬圣学的，在理论上似乎全面主张道高于君，就历史的评价来说，在他们眼里，三代以下几乎没有一个合格的王。然而别有意味的是，理学家们的多数却把一顶又一顶的圣冠戴到当朝帝王的头上。以倡导道学著称的韩愈作《元和圣德颂》，以颂扬唐宪宗的所谓功德。宋初理学三先生之一的石介把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吹捧为圣王，作《三朝圣政录》，又作《庆历圣政颂》，而且远过唐尧、虞舜，亘古所无，肉麻之极。这同他们鼓吹的道学精神相距甚远。二程在奏疏中对皇帝多有批评，但称圣道神的语言也不少。如程颐在《上仁宗皇帝书》中称颂仁宗“德侔天地，明并日月，宽慈仁圣，自古无比，曷尝害一忠臣，戮一正士。”这类的阿谀奉承之辞同上疏的内容是极不协调的。陆九渊、王阳明是有个性的人物，然而，他们的奏疏中也不乏上述之类的语言，如陆九渊在《荆门到任谢表》中把昏庸的宋光宗称颂为“道同舜禹，德配汤文，勺三俊之心，迪九德之行，精微得于亲授，广大蔚乎天成。”王阳明在《乞养病疏》中把昏庸的正德皇帝称为“至仁天覆，惟恐一物不遂其生”的仁慈之主。
    或许有人说，称颂帝王为神圣是当时的套话，这固然不无道理，然而在套话中恰恰包含了更多的时代精神和文化共识，也常常是人们不假思索的前提，是人们的思维定势，是当然的、无可怀疑的理论基础。对此尤其值得认真分析。
    帝王对圣的占有，是对理性占有的一种表现，是权力支配理性的证明。在中国古代，理性虽然比神性有更突出的地位和发展，然而，理性终于没有摆脱权力婢女的可怜地位。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
    五、结语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就其历史形态而言，可作三段论：1.神化阶段。三代时期，其特征为神道设教，率民以事神。2.圣化阶段。自春秋至辛亥革命，从事神转向尊圣，从神道设教转向内圣外王，圣王即是神。3.民主化阶段。自辛亥革命至今，从圣人本位转向个人本位，从王权转向民权。这三个阶段，圣化阶段承上古，开近代，国人的思维方式，文化的基本价值，皆于此阶段形成。其历时之久，影响之深，传播之广，举世公认，所谓传统，主要在此。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毛泽东诗云：“六亿神州尽舜尧。”时隔两千余年，文化价值一脉相承，传统之伟力，于此可见一斑。今天，我们处在民主化时代，可我们的价值观却留着圣化的烙印。圣化能与民主化兼容吗？从圣化的传统中，能“创造性地转化”出民主来吗？内圣外王能开出民主化的新天地吗？回答这些问题，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走出圣化，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圣王不死，大乱不止，中国两千年治乱循环的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