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类限制和管理佛道的规定，自北魏孝文帝推出“僧制四十七条”直至隋代以来，皆是以单行敕例或条制的形式加以施用的(23)。武德九年制此条式，便取鉴了以往的这类规定。《续高僧传》卷二六《习禅篇六·润州牛头沙门释法融传》载辅公祏反于丹阳之后的一段史事：
    左仆射房玄龄奏称入贼诸州，僧尼极广，可依关东旧格，州别一寺，置三十人，余者遣归编户。
    此事应发生在武德七年四月新《律》、《令》颁行以后(24)，而当时定制所依的“关东旧格”，也就是武德四年平定关东以后下达的一份限制当地寺僧数量的条制。《续高僧传》卷三一《护法下·京师胜光寺释慧乘传》载有此事：
    武德四年扫定东夏，有敕：伪乱地僧，是非难识，州别留一寺，留三十僧，余者从俗。上以洛阳大集，名望者多，奏请二百许僧住同华寺。乘等五人，敕住京室。
    武德七年便是把这个原本行于关东地区每州限置一寺三十僧的规定，推行到了辅公祏作乱的江表地区，而上面所引的武德九年五月诏，则又将之推广到了全国寺观僧道的管理。从这个“关东旧格”效力从局部地区逐步推广至全国的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武德七年四月庚子新《律》、《令》颁行前后，实际上都未出现过本应统一规定寺观僧道管理事宜的《格》和《式》。直至贞观十一年定《格》，永徽二年(651)以来又以《祠部格》、《祠部式》来统一规范寺观僧道以前(25)，朝廷在这方面的有关规定，除散见于《律》、《令》者外，一直都是像北魏孝文帝“僧制四十七条”和隋代以来的相关规定那样，以单行敕例或条制的形式陆续推出施用的，且其称“格”称“式”仍无定准之可言。这也就彻底否定了武德《律》、《令》之外存在着“又《式》十四卷”的可能。
    三 武德时期尚无《律》、《令》、《格》、《式》并行之制
    据上所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武德“又《式》十四卷”，可以说是必无其事，必无此书。这应当就是现存唐代记载中绝无此《式》存在的任何踪影的原因，否则的话，武德创《式》十四卷对于当时法制来说是何等重大的事情，史官们又岂能对此置若罔闻，全不在文献中留其痕迹?故在《新唐书·艺文志》何以在武德《律》、《令》外出现了“又《式》十四卷”这一问题上，有可能是其在传抄过程中出现了这条衍文，更有可能是《新志》在修撰之时已经发生了错误。
    《新唐书·艺文志》史部刑法类的著录，本来就存在着诸多问题。前引滋贺秀三先生之文，即以其中著录的贞观“《留司格》一卷”和“《式》三十三卷”本不存在为例，指出了《新志》常有并未真见其书，而是仅据记载应有之书即加著录的现象。这种类于后世“《补经籍(艺文)志》”的做法，在帮助今人了解一时期著作之况时是有其意义的，却无法说明某个时间断限实际存在之书的状况，同时又极易因为相关记载本身的错误，或对这类记载理解的错误而发生“无中生有”的问题。在武德是否有“又《式》十四卷”的问题上，今存唐代立法史料中有可能被人视为其佐证的惟有两条记载：
    一条是《唐会要》卷三九《定格令》：
    贞观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刑部侍郎韩洄奏：“刑部掌《律》、《令》，定刑名，按覆大理及诸州应奏之事，并无为诸司寻检《格》、《式》之文。比年诸司，每有与夺，悉出检头，下吏得生奸，法直因之轻重。又文明敕：当司格令，并书于厅事之壁。此则百司皆合自有程式，不唯刑部独有典章。讹弊日深，事须改正。”敕旨：“宜委诸曹司，各以本司杂钱，置所要《律》、《令》、《格》、《式》，其中要节，仍准旧例录在官厅壁。左、右丞勾当，事毕日闻奏。其所诸司于刑部检事，待本司写格令等了日，停。”(26)
    这条贞观二年(628)的记载说到了《律》、《令》和《格》、《式》，粗心者或亦以此来说明武德时期已《律》、《令》、《格》、《式》并行，且诸司皆按“旧例”将其常用条文书于厅壁，而未注意到其本是贞元二年(786)之事，“观”字当作“元”字才是。这不仅是因为这条记载在《唐会要》此目之下排在开元十四年(755)和宝历二年(826)之间；也不仅是因为其中提到了“文明敕”，而此敕即为《唐会要》此目前文所载的“文明元年四月十四日敕”；更是因为这个“韩洄”是在德宗贞元二年正月才由京兆尹转刑部侍郎的(27)。故其所证明的，只能是贞元以前的状况。
    另一条是《旧唐书》卷五○《刑法志》对仪凤年间高宗说《法例》宜废的下列记载：
    先是，详刑少卿赵仁本撰《法例》三卷，引以断狱，时议亦为折衷。后高宗览之，以为烦文不便。因谓侍臣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规，非朕庸虚所能创制，并是武德之际，贞观已来，或取定宸衷，参详众议，条章备举，轨躅昭然，临事遵行，自不能尽，何为更须作例，致使触绪多疑?计此因循，非适今日，速宜改辙，不得更然。”自是《法例》遂废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