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殖民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集体退却，人们开始为进入一个形式上已经“非殖民化”的世界而额手称庆。然而，殖民者与受殖者的消失并没有改变原有的矛盾，殖民主义的种种后果依然延续在一切前殖民地和所有强调自身与西方霸权之张力的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甚至大众心理之中。原本只是西方制图学意义上的殖民地尽管已被视为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但在很多方面却不过是对前征服者的模仿和复制。那种用于界定自我的民族认同，不但没有因为殖民者的离去而变得强大，反倒在族群主义（ethnicism）的冲击下显得有些无所适从①。即使那些未曾有过被殖民经历的国家，面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第二次殖民化”的冲击，也不得不在某种获得救赎的心态下不无遗憾地予以拥抱。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正是对这种状况的反应，它强调了前殖民地国家或广义上的第三世界继续“解殖”的迫切性和现实意义，力求消解以西方为中心的政治、文化格局，重新界定第三世界的文化身份及其民族文化的前景。后殖民主义明确的实践感和它所表现出的强烈的“反话语”（counterdiscourse）特征②，使之成为当前学术研究中最具影响力、扩展最迅速的领域之一，涉及政治经济学、比较文学、文化研究、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等众多学科。本文尝试从历史学的角度，探讨后殖民语境下第三世界历史研究的若干特点，借以说明第三世界或非西方是怎样在后殖民时代书写自我的历史以及进行有目的的文化抵抗。
    一、后殖民主义的语境及理论
    就某些概念而言，直接、确切地为之下定义有时很难做到，后殖民主义因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多重性，使人们面临这样的困境。在一本关于后殖民研究的读本中，编者声称：“过去十年中，‘后殖民’这一术语的使用日益自由化，用来描述各种各样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实践，面临完全丧失其有效含义的危险。后殖民的所指不仅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③巴特·穆尔--吉尔伯特（Bart Moore-Gilbert）等人也认为，许多后殖民批评采取的完全是一种自我定义法，即研究者划定一个学术的、地域的或政治意义的圈子，然后围绕各自要展开的主题确定其范围。对于后殖民主义，不去问“是什么”，而是问“何时”、“何地”、“何许人”、“为什么”或许更有意义④。
    后殖民主义究竟始于何时？阿里夫·德里克曾给出一个近乎戏谑的回答：始于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到达第一世界的学术界之时⑤。德里克的答案虽然含混，却道出了当前后殖民主义的某些重要特征。从历史上看，“后殖民”这一术语在二战之后既已出现，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通常用其指称殖民主义之后的历史时期。从最初带有连字号的使用形式“post-colonial/post-colonialism”可以看出，它具有明显的历时性，后殖民中的“后”字意指帝国主义瓜分和占领的终结，以及前殖民地国家的解放、独立和重新统一，有着旧时代结束和新时代到来的含义。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这一术语开始从政治学领域转向文学和文化批评，讨论殖民化对前殖民地国家的各种文化影响。一般而言，这里的殖民化主要是指起始于16世纪欧洲的殖民主义以及当今的新殖民主义⑥。正是在这层意义上，阿什克罗夫特、格里菲斯和蒂芬指出，后殖民应当包括“所有殖民化以来受到帝国主义影响的文化。……所以非洲国家、澳大利亚、孟加拉、加拿大、加勒比海国家、印度、马来西亚、马耳他、新西兰、巴基斯坦、新加坡、南太平洋诸岛国以及斯里兰卡的文学都属于后殖民文学。美国的文学也应归于此范畴。……这些文学超出地域特征的共性在于，它们都从过去的殖民经历中取得当今的形式，都通过强调自身与帝国主义权势的张力、与帝国主义中心的差异来突出自己。正是这一点使之成为后殖民”⑦。从“所有殖民化以来受到帝国主义影响”的角度来界定后殖民，阿什克罗夫特等人似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途径。但在他们开列的划归为后殖民的名单中，错误和遗漏之处仍然显而易见。首先，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描述为后殖民社会，并不符合它们身为第一世界的现状，以及这些国家对本国土著殖民的历史事实。此类移民殖民地国家（settler colonies）应被排除在后殖民之外，因为它们不仅为殖民主义提供了人力和支持体系，同时也滋长了殖民主义的繁荣。其次，对于土耳其，伊朗、中国、拉美国家而言，尽管它们没有殖民地经历，或只有过半殖民地经历，有的甚至也是移民殖民地国家，但同样“强调自身与帝国主义权势的张力”，同样有着与经历了殖民化过程的国家相似的感受和要求。
    这样看来，以“是否被帝国主义殖民化”为标准来划分后殖民阵营，大有使这一阵营分崩离析之势。德里克曾指责后殖民批评缺乏对全球资本主义的认识。他认为，近年来全球资本主义的出现，使得后殖民主义代表了某种转而去适应变化中的全球形势的尝试。借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关于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说法⑧，德里克指出，后殖民主义体现的也是资本主义这个阶段的“逻辑”，只不过这一次是在第三世界⑨。在将“后殖民”置于当今全球资本主义的语境中加以考察后，德里克对这一术语的含义作了如下区分：1.对前殖民地社会现实状况的一种真实描述，在这种情况下它有着具体明确的指称对象，如后殖民社会或后殖民知识分子。2.一种对殖民主义时代之后全球状况的描述，在这种情况下它的用法比较抽象，缺乏具体的所指，与它企图取而代之的第三世界一样，意义模糊不清。3.描述一种关于上述全球状况的话语，这种话语的认识论和心理取向正是上述全球状况的产物⑩。根据这一划分，结合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后殖民的具体实践，我们认为，当前的后殖民语境更多地指向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的全球性关系状态，也就是德里克第三种意义上的后殖民主义。这样一来，殖民时期的“殖民者／受殖者”的对立逐渐被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一世界／第三世界”或“西方／非西方”所取代（11）。
    后殖民语境的演变，表明后殖民主义从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以后宗主国与前殖民地之间的政治、文化关系，发展为探讨范围更为广泛的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之间的文化权力状况，以及有关文化与帝国主义、殖民话语与西方对非西方的文化再现、第三世界的文化自主性、全球化与民族文化认同等问题。同时，作为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对话的文化策略，后殖民主义竭力要打破双方之间二元对立的逻辑，恢复第三世界长期以来被控制和被压抑的身份，重新书写西方主导话语表述之外自我的历史，它作为第三世界文化政治运动的现实意义也由此凸显。
    后殖民理论的形成直接继承了第三世界特别是来自黑人文化传统的反殖民话语，代表人物有居住在伦敦的特立尼达人C.L.R.詹姆斯（C. L. R. James）、来自法属马提尼克岛的艾梅·赛萨尔（Aimé Césaire）和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以及尼日利亚批评家齐努瓦·阿切比（Chinua Achebe）。他们的贡献在于，把对殖民主义的反抗融于一种激进的民族文化保护行动中，以此作为民族抵抗的政策和手段（12）。与之不同的是，后殖民理论并不诉诸正面的对抗，而是倾向于从西方内部着手达到消解中心的目的，与西方的批评理论尤其是德里达、拉康和福柯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密切的渊源关系是它在方法论上的一个显著特点（13）。学术界通常把1978年爱德华·萨义德《东方主义》（或译《东方学》）一书的出版视为后殖民理论时代的到来，因为此前尚无一部著作对欧美主流的人文学科进行过严肃的批判。萨义德本人复杂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身份以及他在美国的学术地位，使之能够从跨文化的角度审视后殖民时期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这一点也正好符合德里克所说的来到第一世界学术界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特征（14）。主要凭借着在《东方主义》中开创的“殖民话语”分析方法，萨义德成为后殖民理论领域最重要的奠基人。
    所谓“殖民话语”，是指大量存在于18世纪晚期以来西方学术和修辞文本中控制和重构东方（或广泛意义上的非西方）的特定话语，它们把东方想像或表述成一个异样和落后的“他者”，并借助一种制度化了的知识／权力体系，为西方主宰和利用东方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与道德支持。萨义德对东方主义话语的剖析旨在颠覆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一个定见，即对纯知识的追求是超越政治与功利的。在他看来，这些实践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到权力运作和技术操作之中--“所有的表述，因其是表述，都首先受表述者所使用的语言，其次受表述者所属的文化、机构和政治氛围的制约。”（15）在此基础上，萨义德将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和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引入到他的分析中来。
    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内部霸权的形成与知识和权力的勾结有着必然联系。霸权（hegemony）通常表现为一个社会集团的“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统治的确立不是依靠武力，而是通过教育、文化宣传等活动制造出统治阶级的利益是所有人共同利益的观念，使被统治者自愿服从。这样，“某一特定集团的发展和扩张被看作和视为普遍扩张和全部‘民族’力量的发展”，霸权因此得以建立（16）。霸权理论成为萨义德殖民话语分析的一个重要的参照系，他声称：“正是霸权，或者说是文化霸权，赋予东方学以我一直在谈论的那种持久的耐力和力量。”（17）显然，萨义德希望从霸权中找到西方文化凌驾于非西方的内在原因，并藉此说明即使在后殖民时期，西方文化的影响力依然是巨大的和无处不在的，那些摆脱了殖民统治的国家仍然在潜意识里自愿接受宗主国的文化与价值观念，以此作为获得现代性的捷径，但后果往往是自我地位的进一步边缘化。同样，在福柯的一系列研究中，作者也试图揭示知识与权力的共谋怎样编制出一套不断压抑社会边缘人群的权力话语。福柯从精神病人、罪犯等群体被界定、隔离、惩罚，直至最终被排除到社会主流之外的过程中，发现了知识沦为权力工具的现象，他在分析惩罚机制时宣称：“精神病学，尤其是犯罪人类学以及犯罪学的重复话语，在此发挥了它们的一项重要功能：通过庄重地把犯罪纳入科学知识的对象领域，它们就给合法惩罚机制提供了一种正当控制权力：不仅控制犯罪，而且控制个人，不仅控制他们的行为，而且控制他们……的灵魂。”（18）福柯对权力话语的分析，为后殖民主义解读边缘话语，揭露西方文化权力的运作提供了可行的理论框架。萨义德因而指出：“如果不同时研究其力量关系，或者更准确地说，其权力结构、观念、文化和历史这类东西就不可能得到认真的研究和理解。”（19）
    对文化体系中权力因素的思考，使萨义德看到了当代全球关系已经不可挽回地被（新）殖民主义的历史所破坏的事实，这一点在作者后来的著作《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年）中得到进一步深化，尽管萨义德也开始意识到一种全球合作关系存在的可能性（20）。萨义德之后，加亚特里·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人相继进入这一领域。前者把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后殖民批评结合起来，主张关注后殖民状态下社会非主流阶层的历史；后者对殖民者、被殖民者主体性的形成与分化，以及文化差异和文化混杂性等问题作出了研究（21）。这些在方法和实践上极大地拓展了后殖民理论的疆界，使之呈现出更加开放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