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后殖民性的历史学
    福柯曾经指出，只有像历史这样的科学才具有循环往复的再分配。随着历史的出场而变化，这种再分配呈现多种过去、多种连贯形式、多种重要性、多种确定的网络以及多种目的论：以致历史的描述必然使自己服从于知识的现实性，随着知识的变化而丰富起来并且不断地同自身决裂（21）。后殖民主义的出现及其对西方文化影响的批判性反思，为第三世界历史学与自身的决裂提供了一种途径。因为长期以来，第三世界的历史编纂始终在西方话语权的影响下叙述自己的过去，或者在比照西方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对自我的历史进行重构，缺乏应有的自主性。后殖民性的历史学，或身处后殖民时期的第三世界历史学应当打破这一状况，再现第三世界被压抑的历史。
    如何再现第三世界的历史？在寻找问题的答案之前，首先应当关注后殖民性的历史学普遍具有的那些“反话语”特征。如同后现代史学竭力要解构西方历史中的“宏大叙事”一样，后殖民性的历史学所要破除的是西方历史编纂中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传统。这个传统的认识论基础之一是启蒙运动时期所形成的历史主义，其特点可以用理性和进步的历史观来概括，即理性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随着理性进入社会的各个领域，人类将不断进步，最终迈入完美的理想社会。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宗教信念、道德、法律观念、语言和制度”等等“都被用发展的观点加以解释”（23），历史编纂也概莫能外。“进步”不仅成为启蒙时代历史学家笔下最常见的主题，更被视作探询历史的有机原则。孔多塞声称：“假如能有一门预见人类进步、能指导进步、促进进步的科学，那么人类已经作出了的进步的历史就应该成为这门科学的主要基础。”（24）于是，在摒弃了历史循环论和倒退论之后，理性与进步成为历史研究中的某种目的论，并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这一诞生于欧洲地缘经验中的启蒙信念随后在与非欧洲社会的接触中开始了跨越地理界限的扩张--坚信世界其余部分会被整合进一个以对自然的理性把握和理性利用为基础的欧洲文明之中--有力地推动了把进步的观念扩展到全人类发展历程的做法。
    历史主义对西方的历史编纂尤其是世界历史编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试图以欧洲特有的经验作为解释世界发展的普遍法则，构筑起一个西方的世界模式。在这一原则下，世界的历史被分成了两个部分，处于中心的欧洲具有自我创新的能力并不断取得进步，处于外围的世界其余部分通过中心的影响接受进步的观念（25）。在专业历史学者推进历史学科学化的努力下，也在欧洲与其殖民地进一步接触所获得的经验累积中，历史主义在19世纪欧洲知识界被不断客观化，逐渐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历史叙述模式。对维科、黑格尔以及后来的斯宾格勒等西方主要的历史哲学家而言，历史主义不仅有利于描述曾经拥有伟大传统但又不得不滞后于历史的欧洲之外的社会，更有利于揭示那种使欧洲之为欧洲的世界精神。
    当前，历史主义受到了普遍质疑。一些西方学者如罗伯特·扬，对历史主义中的欧洲中心主义特性提出了批评，形象地称之为“白人的神话学”（26），乔伊斯·阿普尔比等人也把这种普遍主义的全球总体化冲动命名为“帝国主义的野心”（27）。萨义德在将之与殖民话语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后指出：“就特别意义上的东方主义和一般意义上的欧洲关于其他社会的知识而言，历史主义意味着同人类结合的人的历史要么以欧洲或西方的制高点而告终，要么从欧洲或西方的优越位置加以考察。”（28）超越以欧洲十心主义为主导叙述的历史主义就成为后殖民性的历史学的首要任务。它要求学者反思与重塑由殖民主义和西方统治创造并认可的知识形式和社会特征，要求第三世界的历史学家去复原埃里克·沃尔夫笔下“没有历史的民族”（29）的历史，这一历史往往由于欧洲历史学家的忽视而“遗失”，或者出于建构他者的目的被人类学、民族志和语言学等新学科所收编。
    然而，这里遇到的问题却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巨大阴影会不会像设想的那样被轻易抹去？第三世界对自我历史的再现会不会在走出欧洲中心主义的表象之后，又坠入另一个更为隐蔽的欧洲中心主义陷阱？如果在批评欧洲中心主义的同时，仍然在使用欧洲中心主义的前提，那么新的历史写作就不但不能消解中心，反而会巩固它在历史编纂学中的阵地。尽管在拆散、分解和重构迄今由东方主义、历史主义和所谓的实在论的普遍性所统治的一元领域的过程中，第三世界的历史编纂已经取得了总体进展，但替代性的方案有时却是一种经过改头换面的、依然处在旧的殖民主义或启蒙历史格局之内的民族主义历史叙述模式。
    民族主义历史叙述模式以民族作为历史的主体和叙事主线，将本国的近现代历史诠释为建立民族国家和寻求现代性的历程。与西方的历史主义传统或殖民主义的历史编纂相比，它突出了反帝、反殖的主题，强调了第三世界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将历史的动因重新归结到自我社会的发展中来。从本民族社会和文化内部亦即传统中寻找分析和描述建立现代社会的基本范畴，成为它抗衡西方支配叙述的重要理论依据。民族主义的历史叙述模式挑战了诸如“冲击-回应”论之类带有强烈欧洲中心色彩的叙事框架，反对将第三世界的历史发展理解为被动地接受西方冲击的结果，或者将第三世界的历史视为西方历史的延续（30）。尽管赋予了第三世界新的历史主体意识，但民族主义的历史叙述仍然在西方所设定的前提下进行，仍然坚称要在西方或殖民主义所建立的理性和进步的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这种同样建基于启蒙历史的线性表述中，第三世界的历史开始被有意识地划分为“前现代”和“现代”两个有着各自特定内涵的部分，从而以一种“社会转型”的元叙事将第三世界的历史从被忽视的边缘状态成功地提升到“世界历史”的形态中来（31）。
    民族主义的历史叙述模式不仅创造出一个向现代积极迈进的民族主体，也使得第三世界的历史学家能够以文化本质论的策略实现过去与现在的再次对接。他们重新界定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摒弃了那种认为两者各处一端、相互排斥的观念，强调双方之间的流动性和互相渗透。传统的价值观念不再被简单地视为现代化的阻力和障碍，而是被看作有可能孕育了某种现代性的东西。因而第三世界的现代进程不仅是对西方外部冲击的回应，也是对自身内在问题的回应。对传统所作的辨证分析赋予了第三世界曾经失去的历史自主性，然而，必须看到的是，当现代性用于描述普遍历史时，第三世界历史和文化的多样性便被不恰当地整合进西方所代表的同一性之中。一个显见的后果就是，第三世界前现代的历史不得不去迎合预先设定的理论框架，被改造成之所以没有获得现代性的历史，或者，如果不是西方的强行介入，也可以自行获得现代性的历史。这种作法固然强化了民族主义史学叙事结构的稳定性，但也轻率地排除了第三世界历史中某些重要的经验和领域，仅仅因为一时无法认定它们到底是属于“传统”还是属于“现代”。因此，当民族主义史学将第三世界带进历史时，后者内涵丰富的过去便被剥夺了（32）。
    约瑟夫·拉帕洛巴拉在论及现代政治的发展时指出：“‘现代的’和‘现代性’这两个词本身就意味着对政治发展采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模式。它们暗示了变化是不可避免的，是沿着可以明确划分的阶段向前发展的，演变过程的后一阶段必然比前一阶段更加复杂，而且也必然更加美好。”（33）拉帕洛巴拉对政治发展史的评论同样适用于进步的、线性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对于实现某些现代化目标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它强调时间超越空间，将人类的历史放在时间等级而不是空间范围内定位，造成了西方与非西方历史的断裂。并且，当第三世界被动地接受这一历史观后，其自身的历史也就变成为适应现代需要而作出的一种回溯性重构，因而可以随意将现在凌驾于过去之上。后殖民性的历史学批判的正是这种现代独立国家仍旧在殖民主义或启蒙历史话语中撰写历史的现状，它力图继续排斥通过民族国家的授权和部署再次对第三世界的历史记述起到支配作用的西方话语。正如吉安·普拉卡什在评论后殖民时期印度的历史编纂时所强调的：“具有批判性意识的历史不能只简单地记录资本主义获得统治地位的过程，因为这样做等于重述我们试图要置换的那些历史”（34）。在这个充斥着后殖民批评话语和质疑精神的全球文化空间里，第三世界自我身份的重构和自我历史的再现能否被恰如其分地整合在一起，将取决于一种真正的“替代性历史”（alternative history），这一历史必须是那种能够展现第三世界的差异性，强调其历史发展的多样性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