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超越本质主义的第三世界历史
    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强调任何事物都具有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定属性，人类学家以此来界定种族或族裔，文化研究者希望透过这一概念来洞察不同群体所享有的文化认同。本质主义与德里达所批判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有许多共通之处，它们都排斥“异质性”，追求一种等级森严、无法逾越的二元对立，如主体／客体、文化／自然、意识／无意识、理性／疯狂、真理／谬误、先进／落后、西方／东方、自我／他者等。在此类对立中，两个对立项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前一项在逻辑和价值上居于主导位置，统摄着后一项，后一项则以前一项为依据，只起到从属、负面和消极的作用。在社会科学领域，二元论有着多种表现形式，从滕尼斯的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涂尔干的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到韦伯的传统立法和法理型立法不一而足。
    后殖民主义认为，无论是西方的历史主义传统，还是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史观，本质主义都构成了它们看待历史的主要方式，即历史产生于某种同一性并通过这种同一性得到表现，且这种同一性不能被进一步分解为多种成分。在这一模式下，第三世界的历史要么被简单地理解为传统、不自由、非理性等固定不变的本质，形成与西方世界的截然对立；要么被认为在自身的文化传统中就已经具有了孕育个体主义、理性思维、民族国家和经济进步等现代指标的普遍精神，以表明落后的国家在保持其文化身份的同时照样能够实现“现代化”（35）。本质主义给第三世界的文化和历史附加上一种同质单一的标签，从内部、外部两个方向加固了西方话语的主导地位，它把现代“西方”这个概念，从一个空间上的实体，一般化为一个心理层面上的分类。今日的“西方”于是变得无处不在，既在西方之内亦在西方之外，既留存于社会结构内部，也徘徊在人们思维之中。即使那些曾经与第一次殖民主义作战的人，也往往无法毅然决然地回绝新殖民主义的诱惑。阿西斯·南迪所言甚是：“现代殖民主义之所以大获全胜，主要不是依靠军事和技术的卓越，而是它有能力创造出与传统秩序截然不同的世俗等级制度。这些等级制度为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在传统秩序中被剥削被排斥的人敞开了新天地。对他们而言，新秩序就像进入一个更公正平等世界的第一步，而这正是新秩序心理引力之所在。难怪欧洲与东方某些最优秀的评论家认为，殖民主义通过将现代的制度结构引进荒蛮之地，会把现代批判与分析精神带给非西方世界。”（36）
    超越本质主义的第三世界历史，要求把对第三世界历史的抽象概括还原到具体的语境中，展现它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并由此否定了把第三世界看作是某种固定不变的类型的做法：“这些思维模式将第三世界定型为宗教狂热、不发达、贫穷、民族主义情绪、非西方性等诸如此类的不可还原的本质……摒弃这些模式搅乱了那些栖息于我们思想中的本质主义范畴的平静--东方和西方，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使我们有可能将第三世界视为一系列不同的变换不定的位置。”（37）在批判、疏离和瓦解本质主义的历史叙述时，新的历史编纂主张放弃理性、进步、民族、国家等主流话语，在那些体现着多样化的阶层、团体和人群中找到一种更具差异性的历史视野。当代印度一些历史学者对“庶民”的关注和研究，可以看作是对本质主义的一次突破。
    “庶民”（subaltern）（38）一词始见于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作者在《意大利历史随笔》一节中首次使用了这一概念，但并没有予以明确界定，只是提到其定义的无法统一性和与之相关的6点纲领性规划。从葛兰西的构想中能够看出，“庶民”指那些与统治阶级处于矛盾斗争之中的社会下层集团，它们肩负着夺取国家政权的任务，并起到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不过，由于“庶民”在政治生活中受统治阶级支配，它的权利和历史也必然被后者挪用、排斥甚至剥夺，“庶民”的历史因而是不连贯的和支离破碎的（39）。庶民研究者借用了这一概念，同样着眼于庶民的底层性以及它在知识--权力结构中的从属地位，试图将之作为一个替代性的分析范畴，抗衡本质主义的历史传统。在庶民研究者看来，印度历史研究中的本质主义偏向主要表现为两种精英主义模式，即殖民者的精英主义和民族主义者的精英主义。两种形式的精英主义都把印度历史和民族主义的发展归结为精英--英国的殖民统治者或印度的民族精英的成就。前者把印度的民族主义解释为一种刺激和反应作用，一种印度本土精英对殖民统治产生的制度、机遇和资源作出回应的“学习过程”；后者则把印度的民族主义主要描述为理想主义者的冒险行为，本地精英投身其中是为了领导人民从被征服状态走向自由。精英主义史学抹杀了庶民在现代印度历史发展中的贡献，忽视了那种深藏在精英政治表象之下的下层力量。拉纳吉特·古哈因此声称：“这种非历史的史学方法明显遗漏的是人民的政治。在整个殖民时期，印度政治存在另一种与精英政治领域并行的领域，其中的主角不是本土社会的统治集团或殖民政府，而是由广大的劳动者构成的庶民阶级和群体以及城镇和乡村中的中间阶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民。这是一个‘自主’的领域，因为它既不是产生于精英政治也不依赖于精英政治而存在。”（40）庶民研究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揭示和显现被精英主义史学掩盖、遮蔽和本质化的那些承载了差异、多样性的历史。
    以庶民作为历史叙述的中心，改变了以往只有在落后、非理性、叛乱和宗派主义等本质化的定性中才能窥见其历史的状况，使印度历史呈现一种新的面貌。但是，庶民主体的出现，并不是要取代精英的历史，也不是以一种“策略性本质主义”（strategic essentialism）来制造新的对立（41）。因为庶民与精英的划分，指的是权力体系中相对固定的不同位置，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才是其存在的条件，而非出于自身的本质，因而也不是假设了本质上的二元对立。此外，这种权力分配上的不平等一方面使庶民的历史不能得到真实的再现，另一方面却成为它显现的基础，因为没有所谓的精英也就没有庶民。这就决定了庶民的历史并非要替代精英的历史，而是追踪后者实行删改、压抑、排斥的痕迹，在主流的历史领域之外寻找另一种可能。诚如普拉卡什所言：“这种研究的目的不在于揭露统治话语的真面目，而是想揭示话语中的断层线，以便提供不同的叙述，在殖民统治的知识考古学暴露出来的缝隙处描述不同的历史。”（42）
    作为重构殖民地时期印度历史的庶民研究，在方法论上代表了当今后殖民性历史学的一种努力和尝试，即超越本质主义、从西方支配叙述内部的缝隙中寻求差异性，进而把那些由殖民主义授权、民族国家又确信是真实的话语打碎后重新聚合成第三世界书写自我的历史模式。它表明，第三世界的历史不再是一个单一不变的被凝视的客体，而是自有其内在多样性和各种可能性，第三世界历史的丰富内涵由此能够淡入，以至完全显露在表面日趋同质化的全球视野之中。
    后殖民性的历史学以诉诸“差异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的姿态进入全球文化空间，力求突破历史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种种局限，重建第三世界的历史主体性。尽管反对本质和结构，后殖民史学并不满足于虚无的解构快感或急欲取代它所批判的事物，而是探索一种“替代性”的视角，以揭开那些被压制和被否定的历史。后殖民史学的这一经验说明，排斥源于欧美的价值观也许并不能真正挑战欧洲中心主义，特别是在这个被现代性力量改造过的世界上，书写第三世界历史的同时，回避业已成为全球传统之一部分的价值观和结构，可能会导致对自身历史的否认（43）。迪皮什·查克拉巴蒂的“地方化欧洲”（provincializing Europe）设想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启示，即在对待种种代表了欧洲或西方特性的普遍历史、宏大叙事或总体论时，不要以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简单拒绝，而是在具体的地方情境中与之进行比较和参照，避免民族主义、本土主义和逃向传统的倾向（44）。如此看来，缓解第三世界与西方之间持续存在的张力的有效手段或许不应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态度，而是在两者之间开辟一个求同存异的第三空间（Third space），使文化和历史的差异性在其中得到充分展现（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