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奥古斯都以来的繁荣趋势持续了两个世纪之后，罗马帝国停止了发展的势头。2世纪末的内战，进一步限制了帝国的发展。随着塞维鲁王朝（193-235年）的结束，国内出现了长期的军事混战，加上外族不断入侵边境，罗马帝国开始了一个快速衰落与分裂的时期。直到284年， 宫廷近卫军首领戴克里先被军队拥立为君主，这成为罗马帝国政治史上一个重大转折。戴克里先是3世纪混乱时期之后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他完成了政治、社会和经济变革并使之系统化，其所确立的社会政治形式成为晚期罗马帝国的基本形态。戴克里先暂时结束了50年来极其混乱的局面，使罗马帝国在20年内保持相对稳定，这足以证明其改革的功效。但其改革是不完善的，存在着相当大的问题，有些措施完全建立在强制执行的基础之上，所以不久就失去了作用。戴克里先退位之后，几个继承者为了争夺最高统治权开始了长达18年的混战。古代的异教① 作家、颂词家和基督教作家因宗教派别和阶级立场的不同，对于戴克里先改革的评判截然不同。近现代的西方史学界对其改革的评价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试从整体上对戴克里先改革进行探讨与重新评价，以期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
    一、政治统治模式的探索
    从屋大维建立“元首政治”起，罗马历代统治者都还只是自称“元首”（princeps）② 或“第一公民”，保留着共和时期所遗留下来的那一套政治体制，这种元首政体沿用了近三百年。奥勒良（Aurelian 270-275年在位）在继位之后自命为“君主和神”，所有罗马人都是他的臣民，在加强君主专制统治的道路上又跨出一大步。戴克里先上台后，除了被尊称为“奥古斯都”之外，“君主”（dominus）③ 已经代替“元首”而成为其正式称号，这个称号本身说明了他同帝国全体居民的关系是主仆、君臣关系。君主不再由选举产生，在法律和事实上成为专制君主。戴克里先自称是“众神之父”--朱庇特的儿子，他说他的权力不是得之于元老院或公民大会，而是得之于“天”。戴克里先公开仿效波斯君主，头戴王冠，穿着镶有珍珠宝石装饰的紫袍，臣下晋见时行跪拜吻袍之礼。④ 昔日共和时期所遗留下来的机构与官职，诸如元老院、执政官、保民官等等，即使名义上还存在，也不发挥任何政治作用了。帝国的独裁特征在此时表现得更加明显，君主被认为是世界的统治者，万物的主人，以严格的宫廷仪式为特征的觐见包含了所有这些含义。违背君主不仅被认为是犯罪行为，而且是亵渎神灵的行为。从此，罗马帝国从元首制时期过渡到了君主制时期。
    戴克里先并没有实行个人的专制统治，他应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而逐步确立了“四帝共治（tetrarchy）”⑤ 的统治模式，这是罗马帝国实行分权统治的一种新发展。早在马可·奥里略（Marcus Aurelius 161-180年）统治时期，马可·奥里略与瓦鲁斯（Lucius Verus）拥有平等的权力，共同进行统治。⑥ 3世纪危机期间，随着外族对边境入侵的加强，中央政府无力控制广袤的帝国，越来越暴露出罗马帝国行政管理体制方面的严重缺陷。因此，帝国的统治方式得到调整，共治和分权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238年，元老院拥立两名元老--戈尔狄亚努斯一世父子（Gordianus）为元首，他们享有同等的权力；253年，瓦勒里安（Valerian 253-260年在位）和儿子盖勒里努斯（Gallienus 253-268年）实行共治，瓦勒里安统治东部，盖勒里努斯管理西部，他们进行区域分权；⑦ 283年，卡路斯（Carus）也与其儿子卡里努斯（Carinus）、努美里阿努斯（Numerianus）实行三人共治。⑧ 这种共治与分权思想为戴克里先创立“四帝共治制”的统治模式奠定了基础。
    戴克里先为了制止一些地方的离心倾向、应付人民起义与外族入侵，大部分时间都驻守在小亚细亚的尼科米底亚（Nicomedia），无暇顾及帝国的西部。于是，在285年戴克里先任命其心腹大将马克西米安（Maximinus）为恺撒，⑨ 286年，将他提升为奥古斯都。⑩ 这一时期，整个罗马世界处于内外交困的状态，不列颠、埃及发生叛乱；波斯国王纳尔塞乌斯（Narseus）在东方发动战争。鉴于这种局势，戴克里先在293年任命两个年轻的军官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和加列里乌斯（Galerius）为恺撒。（11） 戴克里先将帝国分成四部分，并且选择四个重要的战略要地作为驻节地。他本人驻守尼科米底亚，统治色雷斯、下麦西亚、亚洲诸省、埃及和昔兰尼加。马克西米安驻地是米兰，统治意大利、阿非利加省、里西亚和诺立克。加列里乌斯驻西尔米乌姆（Sirmium在多瑙河支流撒瓦河上），统治色雷斯以外的巴尔干各省。君士坦提乌斯驻特里尔，统治高卢、不列颠和西班牙。罗马城仍是帝国的首都，但显然已经失去政治意义。名义上是四帝共理国事，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为共治皇帝，分享奥古斯都的头衔，加列里乌斯和君士坦提乌斯是他们的继承人，分享恺撒的头衔，但戴克里先仍以“君主”的地位握有最高权力，历史上将这种统治模式称为“四帝共治制”。
    对于“四帝共治制”这种统治形式，不同时代的史家因其史观的差异做出截然不同的评价。四世纪史家拉克唐提乌斯认为，“戴克里先扰乱整个世界，将帝国分成四部分，四个统治者都拥有比以前的统治者更多的军队。”（12） 半个多世纪之后的维柯多赞赏戴克里先创立的这种制度，认为共治者之间有明确的管辖区域的划分。左西姆斯认为“由于戴克里先的远见卓识……每个地方的蛮族都遭到强大军队的阻击”。（13） 18世纪英国史家吉本认为“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统辖范围内都是最高统治者，但他们的共同权威遍及整个帝国，他们中的每一个都随时准备为他的共治者出主意或亲临效力。”（14） 威廉姆斯认为“四帝共治制为从政治上解决帝国统一的重大问题提供了长久的基础，而且结束了军事混乱。”（15）
    戴克里先实行四帝共治主要是为了应付边境危机和镇压内乱。同时，也为了进行有序的王位继承，并且通过婚姻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在戴克里先的监督下，凭借他个人的权威，四帝共治体制运行得很好，他实际上是唯一的君主，（16） 又得到了三个最优秀的军事将领的支持。戴克里先结束了国内的动乱状态，消除了边界危机，这种政治体制以成效证明了其作用。（17） 但其成功在很大程度源于戴克里先的个人权威，不是体制本身，而是戴克里先的权威阻止了他人的篡权野心。（18）
    四帝共治使帝国境内同时并立着两个奥古斯都和两个恺撒，将权力在四人之间进行分割与分配，而且没有制定约束恺撒的任何措施。“在这个体系中内含一个缺陷，每个人都拥有统治下的领土和唯命是从的军队，因此，他们可以挑战任何人”，（19） 这为日后更大规模的纷争埋下了祸根，最终导致“罗马世界的政治上的联合逐渐解体，而分裂的原则却越来越发生作用，以致在短短几年的时间中，便出现了东、西帝国的永久的分裂”。（20） 戴克里先没有最终确定王位继承制度，虽然在他和马克西米安退位之后，君士坦提乌斯和加列里乌斯如期继承奥古斯都的职位，（21） 但在君士坦提乌斯死后，君士坦丁、马克森提乌斯分别被军队拥立为奥古斯都。（22） 马克西米安又回到政治舞台，恢复“奥古斯都”的头衔。（23） 为了争夺地盘和最高统治权，这些人诉诸武力，展开血战，其残酷、激烈的程度不亚于3世纪的军事混战。战争持续了18年，直到公元323君士坦丁打败几个竞争者，最终成为帝国唯一的统治者。亲历内战的君士坦丁废除了四帝共治制，创立了血亲世袭继承制度，（24） 最终确立了罗马帝国的君主专制政体。
    在行省管理方面，戴克里先为了削弱个别行省总督的权力，加强对衰微地方政府的控制，对行省进行了自奥古斯都以来第一次全面的改组。
    戴克里先上台之后，行省管理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一些行省驻扎大量军队，几乎成为军事区；一些行省没有军队驻扎，也没有战争的创伤，但经济上陷于混乱状态；一些行省仍由总督（proconsul）治理，有些人是元老等级的代表，但大多数人是骑士或士兵。于是，戴克里先将整个帝国划分为12个行政区（dioceses），东方6个，西方6个。治理行政区的是骑士等级的副近卫军长官（Vice-Prefects），还有两个骑士等级的财政官，他们隶属于近卫军长官，由君主本人任命。这12个行政区上属4个大行政区（prefectures），分别由两个奥古斯都和两个恺撒来治理。各大区下划分行省，把原有的47个行省重新划分为约100个行省。（25） 在这个过程中，意大利失去了特权的地位，与帝国的其它行省处于平等地位，这是帝国公民权普遍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罗马特别行政区仍由一个元老级别的城市长官治理，不通过近卫军长官而直接向君主负责。罗马之外的整个亚平宁半岛，包括西西里在内，成为由16个新行省组成的一个行政区。（26）
    戴克里先还取消了元首行省和元老院行省的划分，行省全部归君主管理。所有行省总督由君主任命。传统的元老等级不再具有政治力量，而骑士在帝国政府中占据最高地位。戴克里先把军事指挥权与行政管理分开，规定各省总督须由文职人员担任，总督只有行政权力，负责经济和司法事务，不兼军职。一个重要边境地区的军事长官（duces）享有几个行省的军事指挥权，但他只是一个士兵，只有军权。（27） 早期的颂词家曾对duces（军事长官）和iudices（文职长官）做出区分。（28） 军事供应和薪水的支付、税收和司法权都掌握在向近卫军长官负责的总督手中。这种军权与行政管理权的划分意味着，如果一个军事指挥官企图叛乱，他必须在密谋之前与行政官员结成联盟。但这种分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直到君士坦丁时代，军权和行政管理权仍未完全分离。
    通过改革，戴克里先为晚期罗马帝国的官僚体制打下基础，行省管理得到恢复；军权和行政管理权初步分离。拉克唐提乌斯的描述体现出行省改革后的最显著特征，行省被分割成小块，官吏增多，君主和行省总督之间出现副近卫军长官（Vice-Prefects）。（29） 行省改组在恢复有效的行省政府及司法管理、维持强大的边境防御和阻止帝国内部出现离心倾向这几方面是相当成功的。但其代价是相当沉重的，这种行省管理体制需要更多的官僚来维持，“行省总督人数增加了一倍，新行政区的官员总数是40至50人，军事指挥官的人数是不确定的，但至戴克里先统治末期可能达到20人”，（30） 每个新官员还拥有无数办事员和勤务员，这使得原来已经臃肿的官僚机构更加膨胀。由于通货膨胀，官员的薪水甚至低于二世纪的水平。（ 31） 元老行省的取消最终结束了元老院作为帝国内部一个独立的统治机构的虚假表象，元老被排除在最高职位之外。戴克里先的管理模式取代了奥古斯都创立的元首--元老院之间的“合作关系”，“与君主的朝廷和实际行政机构失去一切联系的罗马元老院，实际已成为卡匹托里亚山丘的一座令人起敬但毫无用处的古迹纪念碑了。”（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