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军队的重建
    由于镇压内乱与防御外敌入侵的需要，军事问题成为戴克里先关注的重点。为了加强边境防御，戴克里先建造堡垒，修建了军用道路。他还从军队的编制和兵员的补充两方面进行改革，不仅使军队处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而且使之成为能够保证帝国安全的力量。
    戴克里先把整个军队进行重组，将军队分为边防军（limitanei）和巡防军（comitatenses）两种，都包括骑兵和步兵，骑兵占优势，而且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边防军驻守在边界的堡垒中，是用以对付外族入侵的，边防军的薪金和特权比巡防军小，因此边防军被认为是二等军队。巡防军驻扎在远离边界、有良好交通的城镇，用以镇压人民起义和从事远征。左西姆斯认为，“在戴克里先的统治下，以城镇和安置士兵的防御工事来保护其遥远的边界；蛮族就不可能越过边境，总有足够的兵力来对抗他们的攻击”。（33） 这种军队构成模式在君士坦丁统治时期得到进一步完善。
    从罗马帝国职官表（Notitia Dignitatum）（34） 可以看出，戴克里先创立了新军团，“戴克里先时代有54个alae和54个步兵大队”，（35） 每个军团的人数大大减少，以便调度和控制，“从军团驻地得出的考古证据及文献证据表明军团的规模比以前小，每个军团包括1000人左右”。（36）“到305年，由塞维鲁时期的33个军团增加到至少67个，辅军的数量可能也相应地得到增加”，（37） 但精确地计算出晚期罗马帝国军队的总数是相当困难的，因为我们几乎没有其总数的记载，不过，“最新研究表明戴克里先军队的总数不超过40万人”。（38）
    戴克里先以谨慎的措施削减近卫军的人数，其特权也被取消，他们的位置逐渐被伊利里亚的两个军团代替，这两个军团分别被命名为约夫和赫尔库勒斯，担负着君主的警卫任务，驻扎在宫廷内，随时听候他的命令。（39） 戴克里先虽然没有彻底解散后卫军，但其严厉措施降低了近卫军在帝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
    晚期罗马帝国军队的另一个变化是依赖于从蛮族中招募士兵。“把非罗马人征入辅军，很长时间以来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现在却达到顶峰，甚至军队中的大多数高级军官都是蛮族出身。”（40） 鉴于当时边防形势日益紧张，而国内的兵源严重不足，戴克里先大批招募边境的蛮族来充实军队。由于大量征召雇佣军，军队里充满了外族军官，军队的蛮族化不仅带来军队构成成分的变化，而且使罗马军队在整体上发生改变，“罗马人和蛮族人之间在装具和武器上的一切差别都消失了，而在体力上和精神上都占优势的日耳曼人就跨过已丧失罗马特征的军团的遗骸而前进了”。（41） 戴克里先的军事改革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有力地抵御蛮族的入侵，以至于有学者认为，戴克里先的军事改革是对帝国军队的重建。（42） 戴克里先虽然增加了军队兵员的人数，却没有创立新的征兵方法，也没有改变军事制度，这些改革均有待于君士坦丁。（43）
    三、中央管制经济的形成
    罗马帝国维持着一支庞大的军队和一套臃肿的官僚机构，公共建筑的巨额花费，宫廷方式的奢侈，导致国家支出浩繁，赋税成为人们的沉重负担。在3世纪末和4世纪初，帝国最严峻的问题仍是经济问题，再加上内战和外族入侵，帝国的经济逐渐衰落，税收严重减少。为了解决财政上的困境，戴克里先统一税制，进行币制改革。
    罗马政府本来就没有成熟可行的税收措施，国家征税没有统一的规定，没有成文的税法，对税收缴纳的日期、缴纳方法、缴纳数额没有具体规定。罗马帝国各地征税情形很不统一，有的地区征收实物税，有的地区以现金纳税，有的地区二者兼有，情况极其复杂。自3世纪中期以来，罗马的税制非常紊乱；而且由于货币贬值，工商业凋敝，罗马又倒退到自然经济的状态中，这就更增加了征税的困难。于是，戴克里先废除了旧的土地税，赋税以实物为主。（44） 他把帝国的领土分成若干个固定的税区，农村居民一律课征人头税和土地税。城市居民无地者只纳入头税，缴纳货币。一般成年男子纳全税，妇女纳半税。但官吏、老兵、无产者和奴隶不纳税。戴克里先就以直接税的形式统一了帝国的税制，以人头税和土地税作为主要财政收入。
    不仅如此，为了保证税源，戴克里先制定了苛酷的法令，把农民和隶农固定在其所耕种的土地上，不准迁徙；并规定商人和手工业者须各执其业，一代代传下去。各行各业都有同业公会，政府责成同业公会用联保的方式，保证其成员如数缴纳实物和税款。总之，农民和隶农被束缚在土地上，“商人、手工业者、克洛尼及库里亚的后代被迫世袭其业，帝国基本上采用一个固定的社会体制”。（45） 戴克里先充分利用国家的力量对社会进行治理，对居民实行系统化的控制，既干预了人民的活动，也干预了人民的经济生活。这个法令使罗马帝国变成了“静止”的，虽然保证了经济税收的来源和国库的充盈，但扼杀了经济，国家经济失去了发展的空间。封建生产方式的一些特点，这时已见端倪。
    公元1世纪末期，就出现了物价上涨的苗头，当时，尼禄削减了金币和银币的重量和纯度，尽管表面上仍保持同样的价值。单个钱币的价值在进入2世纪时加速度持续下降，直到康茂德统治时期戴那里乌斯（denarius）中银的含量下降到70％，在塞维鲁统治时期戴那里乌斯中银的含量下降到50％，虽然奥列乌斯（aureus）的标准仍保持着，但这种变化严重扰乱了钱币之间的交换关系。（46） 在伽里恩努斯（Gallienus 260-268年在位）时期，降到最低点，只含有5％的银，甚至在表面涂一层银来显示其含量。国家通过制造大量的货币来弥补其价值的下降，而假币相当流行。物价上涨对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致使经济普遍的萎靡不振。
    戴克里先为了安定民心而实行币制改革。在公元301年铸造新金币，规定每个标准金币的含金量为1／60磅（合5.45克）。为了恢复健全的货币制度，在294年重新发行金币、银币和铜币。由于黄金和物资缺乏，金币发行后很快都被人收藏起来，物价依然上涨。为了抑制物价，301年戴克里先又颁布“限价敕令”，（47） 企图用行政手段限定各种商品的最高价格和最高工资限额。敕令附列了包括各类商品，首先是粮食和饲料的最高价格一览表，以及关于各种劳动报酬的最高工资标准的规定，对违反者处以死刑。（48）
    戴克里先为了解决财政危机进行的税制改革。理论上，这种赋税体制对不同阶层者是相当公平的，“但毫无疑问，在戴克里先时代，赋税的负担是在加重，不是在减轻。”（49） 实际上，对农业、土地拥有者和农民的征税比较沉重。（50） 拉克唐提乌斯认为“赋税空前提高，接受国家发薪的人超过纳税人的数目，以致小农抛弃土地，耕地变成一片荒芜”。（51） 吉本认为“戴克里先体系的另一个非常实际的弊端，是他的政府机构必然花钱更多，因而赋税和对人民的压榨也相对加重……当收受的人所得份额超过奉献的人所提供的份额的时候，各省市便必然感受到赋税的沉重压力。从这一时期直到帝国灭亡，完全不难随时听到一阵阵连绵不断的发自人民内心的抱怨和呼号。……全都认为公众的赋税、特别是土地税和人头税过重是他那个时代的日趋严重的难以忍耐的灾难。”（52） 从以上这些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戴克里先的税制改革使人民的生活更加贫困。大量的实物税虽然保证了军队、宫廷、官吏等一切供应，暂时增加了政府的收入，但却束缚了经济的发展，加剧了社会矛盾。
    戴克里先所铸造的金币未能广泛流通，却相反助长了货币投机。而且因为生产萎缩，物资缺乏，著名的“物价敕令”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只是引起更大的经济混乱，物价更高，最后，不得不废除这一限价敕令。（53） 德国著名史学家蒙森曾对戴克里先的“物价敕令”以完全否定的评价，把这种措施称为行政上的荒唐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