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历史观与史学思想被官方认可和采用，并且贯彻到官方的政治机制和文化活动，就成为官方的历史观与史学思想。历代官修史书中的史论，表达了官方的历史见解；官修史书的义例，表达了官方的史学思想。私家学者的思想得到官方的崇重，可以转化为官方长久推行的思想原则，董仲舒的“大一统”的政治历史观，朱熹的系统化的历史正统论观念，都成为后世官方的历史哲学。史学发展积累成的一些传统性观念，如“惩恶劝善”、经世致用、垂训鉴戒等史学宗旨，直书实录、信今传后的撰史态度等等，也成为官方和私家皆认同的史学思想。专制皇帝中不乏十分重视史学并且发布史学见解之人，他们的见解施行于官方史学活动，即成为官方的历史观和史学思想。如唐太宗《修晋书诏》曰：“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彰善瘅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5]这种对史书功用和史学地位的推重，成为唐代积极推进史学发展的官方史学思想。明朝官修《续资治通鉴纲目》成，明宪宗御制《序》曰：“凡诛乱讨逆，内夏外夷，扶天理而遏人欲，正名分以植纲常，亦庶几得朱子之意，而可羽翼乎圣经。仍命梓行，嘉惠天下。”结合商辂《进〈续资治通鉴〉表》中对“胡元之主中华”评断为“冠履倒置，天地晦冥，三纲既沦，九法亦斁”，可知官方编纂此书，是使“内夏外夷”的历史思想得到空前强化，这成为明代史学思想的一个转折点。而清朝乾隆皇帝发表的历史见解和史学评论之多，又是历代皇帝所不能比拟的。
    强调史学的垂训、鉴戒、惩劝、教化、资治、明道等经世致用作用，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主流特征，官方史学体现这一宗旨更为直接，许多史学活动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早在西周初年，统治者就具备了比较系统的“殷鉴”观念；大抵至春秋时期，官方已形成“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谕之”[6]（《楚语上》）的机制，即史官、史册与记史制度向统治集团提供鉴戒、制约和思想诱导。后世封建朝廷，这种观念日益强化：撰前代之史，是为了从中汲取鉴戒，如唐太宗所言，“将欲览前代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鉴”[7]（《国史部·恩奖》）；记当代之史，是为了垂训将来，如后唐长兴二年（931年）史馆上疏所言，“当馆职备编修，理无旷失，将美恶而具载，庶古今之同风，垂训将来，传范不朽，实有国之重事，乃设教之本根”[7]（《国史部·采撰三》）。总之，官方史学与朝廷政治结合一起，不可分割，历代史官无论横遭史祸抑或书成受奖，都是出于政治因素。唐沈既济曰：“史氏之作，本乎惩劝，以正君臣，以维邦家。前端千古，后法万代，使其生不敢差，死不忘惧，纬人伦而经世道，为百王准的。”[7]（《国史部·论议三》）宋曾巩曰：“盖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8]（《〈南齐书〉目录序》）。以上都是就史学对政治的积极意义而言，至于宋明时期曾经几次修改实录、不惜削足适履以符合当权者的立场，明代甚至用编纂史书来党同伐异，清代史学上的文字狱现象，等等，则反映着史学与政治交互作用的负面影响。官方从某种政治立场出发干预史学、利用史学，其措施和影响也是研究官方史学所应关注的内容。
    私家史学一般认为始自孔子修订《春秋》，但孔子是否真的修订过《春秋》，学术界还存在完全不同的见解。不过到了战国时期，私家学术已经成为社会的亮点，私家史学也在这个社会文化背景下充分展开。官僚身份的私家撰史，有时也是迎和朝廷的某种需要；但只要不是在官方修史组织内进行，并且未受到官方切实的管理和控制，史书的内容、形式、材料取舍、思想倾向都出自私家胸臆，即属于私家史学。以此标准，《左传》、《国语》似皆属于私家史著。赵国虞卿“不得意，乃著书，上采春秋，下观近事”，成《虞氏春秋》一书，自属私家史著。孟子适当其时地标举起孔子与《春秋》相联系的史学旗帜，使儒家揽史入其学派，壮大了儒学的学术阵容。随着孔子在汉朝以后日益圣化，孔子修《春秋》成为史学的典范，孔子这位至圣先师的私家修史行为，令历代专制政权找不到禁止私家史学的法理。史家以孔子《春秋》为楷模，不仅撰史，而且论史；不仅论史，而且联系时事。在绝大多数朝代，官方也只能承认或默认史家撰史、论史的权利，使私家史学的发展在中国古代获得了政治环境的较好保障。
    在史学史的研究中，人们多注重于史学活动的成果即史书的形式、内容、史料价值、学术水平的探讨，这种探讨是非常必要的。但史学活动的主体同样是史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尤其是中国古代，官方与私家这两个不同类别的主体，在史学发展中相互关联，官方史学的地位与作用，只有在与私家史学的对比和联系中才能考察，反之亦然。因此，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中，分析不同的史学主体，探讨这不同主体在史学史上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是十分必要的。这有利于探讨中国史学发展的特殊规律。
    二、官方史学在传统史学发展中的作用
    中国古代的私家史学，最早是依据官方的历史记录资料而产生，并且将主要注意点集中于官方的政治、国家的治乱。这就是说，中国古代的私家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次生于官方的记史制度及官方的历史资料，并且在历史意识上依附于官方的政治价值观。至战国时期，产生了《左传》、《国语》等几部私家纂修的著名史书，官方修史已经落后于私家，但这是在政权分立并相互战争的特殊局势下，私家沿着官方开辟的史学道路，代替官方完成史学活动与史学意识的发展。中国自古官方史学与私家修史之间，主要的不是相互扼制、相互斗争，而是形成互相补益的协调关系。
    西汉之初，有陆贾《楚汉春秋》等史书产生，《后汉书·班彪传》记述说：“汉兴，定天下，太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作《楚汉春秋》。”可知这是官员私撰的符合官方需要的“记录时功”性质的史书，大致恢复到战国时期私家修史的发展水平。而司马迁《史记》的撰著，完成了私家史学发展的一大飞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宗旨，是极具个性的思想。《史记》对史事的记载和评论，固然不能超越世代的局限，但也并不刻意契合于官方的历史观念和政治价值观。故后来史家班彪、班固父子批评司马迁“大敝伤道”[9]（《班彪传》），“其是非颇缪于圣人”[10]（《司马迁传赞》）；汉明帝指责司马迁“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11]（《典引序》）；东汉朝廷更诏令杨终将《史记》删成十余万字之书[9]（《杨终传》）。东汉官方不仅支持班固纂修歌颂“汉绍尧运以建帝业”和“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10]（《叙传》）的《汉书》，而且积极组织官修当代史即《东观汉记》，使官方史学重新居于主导地位。官方集众修史，自东汉纂修《东观汉记》发轫，官方、私家两条并行不悖的修史轨道开始形成。官方集众修史体制的建立，官、私两种史学主体并行，是中国传统史学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私家史学的大发展的时期，私家史学不但人多、书多，而且内容、形式多样，呈现为多方向探索的特点。也正是这个历史阶段，官方的史学建设在探索中稳步走向规范化，史官设置、史馆制度都日益完善，官修史书、官方委托私家纂修史书表现出积极、自觉的史学意识，官方对断代史的断限问题、史书义例问题、起居注的体制和地位问题等等，都进行了探索与讨论，不仅对官方史学的发展影响很大，而且也对私家史学起到一定的导向作用。总之，虽然由于政权分立，各国体制不一，但在史官制度、修史义例上渐渐趋于规范化是相当明显的。这一时期，玄学兴起，并日渐昌盛，思想界高唱“名教出于自然”、“名教即自然”、“越名教而任自然”，一波又一波地冲击两汉以来的官方儒学，带来一股活跃思想的新鲜空气。同时，佛教、道教的传播都有所扩大。这样，哲学、文学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玄学和佛、道的显著影响。然而史学无论官方、私家，都基本坚持了两汉以来的历史观念，虽然不能绝对排除玄学等思想对史学的影响，但史学仍是当时贯彻儒学名教意识、封建礼制观念和君主专制一统思想的文化壁垒。从干宝、孙盛、习凿齿等人的史论以及多种编年体、纪传体史书的思想趋向中，皆可以看出这个主流性质的特点。因此，在两晋南北朝时期纷纭复杂的史学表象之后，是官方史学建设的稳步探索、逐步健全，是史学仍大体按照两汉以来既定轨道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