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两宋时期，是官方史学发达与成熟的阶段。唐朝承袭隋朝的一些准备性工作，在史官制度、史料征集、记史、修史上皆逐步臻于成熟，前代史的纂修取得显著成就，所谓正史的“二十四史”中，以唐朝官修者数量最多；本朝史的记载和撰述已经构成起居注、实录、纪传体国史的稳定格局，在时政记、日历、圣政记、《唐六典》等的纂辑上，也都作出创始性的尝试。国家政权为修史提供人力、物力的保证，专设修史机构和史官，对修史进程、修史内容施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这种官方史学的基本架构在唐代得到了巩固与发展。宋代不仅承接了唐朝官方史学的所有发展，而且有所扩充，时政记、日历、本朝典制史等，都发展成为经常性的纂修项目，其中日历更以当局重视、部帙巨大为突出特点。宋代官方记史、修史途径多、数量大，但也有重复叠出之弊。修史机构同样繁复重叠，而多所更改，皇帝和朝廷对记史、修史的控制强化，甚至起居注也“每月先进御，后降付史馆”，即首先由皇帝予以审阅[12]（《梁周翰传》）。这样，传统的史学规范，在宋代受到很大的扭曲。因此，宋代官方史学的繁荣主要是在声势方面，其实际史学成果尚不及于唐朝，宋朝官修的两种“正史”（《旧五代史》、《新唐书》、在宋代就受到了批评与訾议。但宋代官方史学的铺张声势对于私家史学具有激发作用，官方对史料的多方记载和重复编辑，也为私家修史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促使私家史学蓬勃发展。
    元朝以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不可能像宋代那样纂修多种史书和建立繁复的修史机构，但元朝仍然坚持了实录的纂修并且有所创新，在《一统志》和典制史的纂修上有积极的开拓。明朝初年，官方本欲仿照宋代进行史学建设，进行过起居注、圣政记、日历等史籍的记载与编纂，但却未能坚持为经常纂修，很多方面倒是承袭了元朝的修史项目。这说明，宋代将官方修史与修史机构搞得迭床架屋、过于繁复，必定在后来受到裁撤与调整。元、明两朝在新的修史项目的探索上有得有失，给清朝官方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基础，也遗留下许多的问题。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推广与应用，宋代民间萌发了普及性的史学撰述，简略的编年记史之书比较流行。元朝建立一统政权后，不能不接受包括传统史学在内的上千年以来的传统文化，新政权的贵族和各级官员的文化层次又普遍不高，使普及性的史书应社会需要因而进一步发展。明朝官方以抄纂同类历史人物事迹的方式，大量编辑惩劝性史籍，其宗旨是维护极端的君主专制，而其形式、风格则类于普及性史书。这对于民间普及性史籍的编写，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其他社会条件的推动下，到明朝中期以后，形成了明代史学发展中卓有特色的普及性潮流。
    元、明两朝客观上实行了官方史学发展中必要的调整，即压缩宋代繁复的修史布局，探寻新的修史项目，但压缩中未免矫枉过正，官方修史显得薄弱，造成修史格局的调整没有达到很好的效果，新的探寻也有得有失，而未及总结。清朝对之有因有革，或弃或取，使官方史学发展至繁荣阶段。
    清朝起源于关外满族建立的后金政权，后金自建国之初即逐步形成编年记事形式的满文档册，这是其官方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史学萌芽。入关之后，为了适应对关内广大汉族地区的统治，不能不进一步接受几千年来长足发展的封建传统文化，在史学方面也不例外。至雍正朝，稳定地形成与确立了官方修史的基本格局。这主要表现于本朝当代史的纂修，由起居注、实录、圣训、国史、方略、会典、《功臣传》等几大系列史籍，组成了官修当代史的整体布局，囊括了编年、纪传、纪事本末、典制史、人物传记等各种体例，门类齐全，并且皆可以做持续性或接续性纂辑，成为整个官方史学活动中始终保持的纂修内容，奠定清代官修史的稳固基础。加之特开史馆纂修专门史籍如《明史》、《御批资治通鉴辑览》等等，使清朝官修史书进可达于丰富鼎盛，退能稳守基本格局而不至于没落。乾隆朝即是中国古代官方史学达于鼎盛的时期，所修正式史书种类之多、总卷帙之大空前绝后，其“续三通”、《日下旧闻考》等等，乃接续和攫取私家修史项目，化私撰为官纂。嘉庆朝之后，虽官修史数量、水平均明显减退，但基本修史格局则维持直至清末。清朝官方的修史活动，造就大批私家史学才俊，推动了治史学风，也为清后期和近现代的私家治史提供了史料与素材。
    总之，从先秦到清代，官方史学在传统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可以简要概括为四点：
    第一，官方史学是古代史学与社会政治之间互动关系的关键环节，封建政权首先和主要是从官方记史、修史中感悟到史学的作用。史学在政治上取得的重要地位，是在专制主义制度下畅行不废的基本条件。东汉以降，官方史学在中国古代政治机制、社会文化以及整个传统史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决定了不管朝廷政权如何更迭，官方记史、修史活动都不会完全废止。
    第二，官方远比私家拥有更好的记史、修史条件。由于可以调集很大的人力、物力，保证了史料的及时整理和保存，也能够较快地完成一代全史的编纂，这对于史学的发展均有积极的意义。中国古代官方史学的成就足以与私家媲美，这与西方史学对比，就更显示出独特地位和作用。
    第三，官方记史、修史是维系史学连续、不断发展的主要力量。官方记录、整编的史料，是日后纂修史书的主要依据，官修史书也被日后私家修史所参考。官方修史制度的确立，才保证了历史记载的连续不断，这是私家史学所不具备的优点。
    第四，对私家史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使私家史学的宗旨、价值观大多与官方一致。这促成中国传统史学在两条主体轨道上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的发展模式，是史学著述数量繁盛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古代自两汉以后，无论私家抑或官方，都倾向于重视史书的编撰，而轻视档案和史料的保存，修史者追求历史著述的终极成果，企图著成不可替代的传世之作，这是皇权专制与一统观念在史学上的折射。对官方而言，这种史学意识更为浓烈。统治集团有太多的忌讳，而且还拥有为君父讳、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理论依据，因而在修成一代之史后，便不再着意保存相关的档案和史料，甚至匆匆焚毁之。这是中国古代史学意识上的一个缺陷，并且主要是官方史学意识出现的偏差。这种状况，到清朝才有所改变。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清圣祖指示：“明代实录及载事迹诸书，皆为搜罗藏弃，异日《明史》告成之后，新史与诸书俾得并观，以俟天下后世之公论焉。”[13]（P700）这一语打破千年以来正史修成即焚毁史料的旧习，令《明实录》等典籍得以留存。
    古代官方史学还具有其他的负面影响。首先，官方设馆集众修史，更需要预定内容和形式上的规范，这曾经促进对史书义例的探讨，但唐朝之后的各代，规范的日益细密乃至于僵化，成为影响史学发展的不利因素。其次，朝廷积极修史且重视史学，必然强化干预手段，这导致记述失实、语多隐讳自不待言，还人为造成史书非学术性的等级化。例如，“正史”概念自形成之始，地位即显然高于其他史书，但官方、私家对“正史”范围的认识，都各有差别和时有变化，至清乾隆朝，终于确立经“宸断”的二十四部纪传史为正史，明言“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14]（《史部正史类小序》）。其他“别史”、“杂史”的分类，也包含等次的高低，均渗透着官方非学术性的史书价值观念。私家撰史，往往也以进献朝廷而得到认可为荣。再次，古代官方史学的发达及其对整个史学的导向作用，令史学与政治结成牢固的联系，虽有利于记史、修史活动的赓续不衰，但史学欲从政治附庸的地位解脱出来则倍加困难，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史学思想、历史观念的变革与创新。最后，众多参与修史人员的史识、史才、史德、责任心等良莠不齐，因而势必影响史书的整体质量。其中的讹误，往往会给此后的史学研究增加不必要的混乱，造成鉴别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