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罗振玉于学术的第三成就，是保护、搜集并编录了敦煌文献。1900年，藏有 四五万件六朝、隋、唐写本书籍的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打开了，一些西方国家的学 者，如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还有日本人、俄国人、美国人等，都趁着清政府 不重视的机会相继而来，掠走大量经卷、写本书籍和壁画精品。1909年罗振玉在北京伯 希和的寓所看到部分敦煌文书，痛惜国宝外流，起而奔走呼吁，最终促成学部出资购得 敦煌石室剩余的八千件经卷，保护了这一批价值难以估量的文化遗产。嗣后他还利用搜 购、借录、影照的敦煌文献，加以整理校录，迅速刊布了《敦煌石室遗书》、《敦煌佚 籍丛残初编》等专书，展开了初步的研究工作。
    这一时期罗振玉于学术的第四成就，是抢救清内阁大库档案。1908年冬，宣统帝继位 ，载沣摄政，因令内阁于大库检寻清初摄政典礼旧档，阁臣检之不得，乃以“库中无用 旧档太多”奏请焚毁，得旨允行。罗振玉获悉，力请军机大臣张之洞出奏阻止，也还是 这位张公终于使这一批内含大量元、明以来题奏案册的明、清档案资料免于灰烬之灾。
    这一时期罗振玉于学术的第五成就，是开始了金石材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罗振玉自1 6岁起治金石之学，视鼎彝碑刻文字为“雕版以前之载籍”，立志传拓天下金石文字， 加以科学分类编次，出版传布。他在备官京师期间，常于肆间遇到世家所储的春秋战国 古物，乃尽倾俸钱以购藏，乐此不疲，陆续搜求到许多青铜古器和千品以上的墓志拓本 以及造像记、题名记、刻经记等各类石刻材料，还把搜集范围扩大到晚清时代出土的铜 镜、圭璧、玺印、封泥、泉币、符牌、瓦当、权衡度量等各类有刻辞的实物，并开始拓 编成书，如《古玺印姓氏征》、《地券征存》等。
    这一时期罗振玉于学术的第六成就，是倡导研究古明器。光绪年间中州冢墓出土一批 古明器，起初多被视为不祥之物而弃之，罗振玉偶于旧物商贩处购得古俑，极珍视，乃 录出《唐要令》所载明器目录，告以照此目搜集，遂陆续购藏到六朝两汉和隋唐以来的 古明器，如田宅、灶舍、杵臼、车马、牲畜、井厩等，无一不有裨于考古，后来编为《 古明器图录》，开创了古明器研究这一新领域和新风气。
    这一时期罗振玉于学术的第七成就，是对海内外珍本书籍的网罗搜求。罗振玉少时适 逢家境中落，无力多购图籍，入仕后逐渐积藏，至1902年应聘赴粤，趁着广东书价低廉 ，乃倾俸购买，又巧遇南海孔氏岳雪楼藏书流散，遂得购藏其中大批精品，包括《永乐 大典》残卷等。嗣后任职上海和北京，更尽力搜购，连卖掉苏州和上海的房产，也把大 半售房款用于购书。1901年冬和1909年，罗振玉两次赴日考察期间遍览书市，居然购得 中国久佚之珍籍异书多种，为后来罗氏大云书库成为海内著名藏书楼之一而准备了丰厚 的条件。当然他在整理中国古籍方面的功绩不及张元济，而另一方面，搜求文献古籍即 抱守残缺，则应推为国内第一。
    晚清时代地不爱宝，古物盛出，罗振玉生逢其时，借助其深厚学养和远见卓识，不惜 巨资，不辞辛劳，搜求、整理、刊布、研究，以前述荦荦大者七项成就，为近代学术新 潮流的勃兴，奠定了基本材料建设的坚实基础，并荜路蓝缕，开辟草莱，为许多方面的 研究探索出道路。
    三
    1911年（46岁）至1919年（54岁）为侨居日本时期。辛亥武昌起义，京师人心惶惶，继而 朝廷被迫起用袁世凯，罗振玉的密友汪康年（穰卿）、蒋黼（伯斧）先后逝世。起初罗氏（ 时任学部参事兼农科大学监督）与王国维（时任学部图书局局员）相约各备米盐，效死勿 去。继受邀于日本本愿寺教主大谷光瑞和京都大学旧友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富冈谦 藏等人，更有日籍旧友藤田丰八当面说项，乃于1911年11月下旬，率王国维、刘季缨（ 罗振玉之婿、刘鹗之子，时任学部图书局局员）、罗振常（罗振玉之弟）和董康（曾任晚清 京官，法学家）共五家20余口东渡日本暂避时局，后并建屋于京都吉田山前净土寺町， 一住八年。
    此间罗振玉以清室“遗臣”自居，从思想来说已经站在社会进步的反面，但毕竟脱身 官场，远处异域，离开了国内的政治旋涡，不作朝秦暮楚的蝇螨之徒。
    旅日八年中，罗振玉先与王国维比邻而居，合力治学，及王1916年应哈同氏聘返沪后 两人仍书札往返不断，寤寐共语，究心学术。此时期实为罗氏学术成熟和发展时期，在 已经开创的各学术领域，都有新的大规模的高层次的拓展。
    首先是甲骨文字集录和考释方面。1912年编印所藏甲骨文手拓本为《殷墟书契前编》 八卷，1914年编印《殷墟书契菁华》，1915年编印《铁云藏龟之余》，1916年罗氏亲往 河南安阳考察，搜罗之甲骨已超过三万片，同年编印了《殷墟书契后编》两卷，为甲骨 文字的保存、传播与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继又编印了《殷墟书契待问编》，举凡已知 甲文中形、音、义有一不知者，则阙以待问，治学之严谨于此可见。特别是罗振玉在完 成于1914年而由王国维手写、小林氏承印的《殷墟书契考释》一书中，提出了“纵向溯 源，横向稽典”和“系统为纲，纲举目张”这两种迄今仍被视为科学的考释甲骨文字的 方法。王国维在为该书撰写的序言和跋语中，评价该书找出了考释古文字的义例，从而 解决了古文字学上的基本问题，是开创于顾炎武的清朝文字学三百年来的结束之作，也 是集大成之作。《殷墟书契考释》在殷商史研究方面也有重大突破，因为发现甲骨卜辞 中有殷帝王的名谥，乃知其为殷室王朝遗物，进而考订了殷墟所在和商王帝系，初探了 殷代礼制，弄清了商代卜祀之法，探明了商代的某些官制，遂提出先识文字，继通卜辞 ，再据以上考商史的思路，从而不但确立了甲骨文的研究方法，同时也奠定了殷商史研 究的基础，正如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13页）中所说 ，该书使“甲骨文字之学蔚然成一巨观，谈甲骨者固然不能不权舆于此，即谈中国古学 者亦不能不权舆于此”。
    其次是在敦煌文献方面。1913年编印了《鸣沙石室佚书》（影印本），1917年编印了《 鸣沙石室佚书续编》和《鸣沙石室古籍丛残》（影印本），共收各类敦煌文献数十种，包 括伯希和自巴黎陆续寄给罗振玉的影照本，以及罗氏以个人之力在国内搜购的部分。此 外还把侨居期间从大谷光瑞、橘瑞超、吉川小一郎等日本学者手中借录或影照，以及在 日本各地搜购的敦煌残卷，也都编印了进去。1918年罗氏又出版了《雪堂校刊群书叙录 》上下卷，他不但为所编的敦煌经卷撰写题跋、校记，宣传其价值与功用，还亲自考订 其内容，藉以校经补史，1913年撰成《补唐书张义潮传》，为唐末收复河湟归唐的张义 潮立传，填补了新旧《唐书》的空白。1914年又撰成《瓜沙曹氏系谱》，考订归义军曹 氏政权的谱系源流。罗氏的这些工作，为今天已成为显学的敦煌学开了先河。